蝉蜕

王安忆


我们所能悔过的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姐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

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专案,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既已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这一个落脚之地,倘不是以那样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丽的童话,特别适合一个戴着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话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时又觉得天注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潜藏危机。这个岛屿不知怎么,让我总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并非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像出于刻意,刻意制造一种人生,准确地说,是一种模型。所以,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


太阳落山,有时我们准备吃棵大树

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片段,在反复转述中组织成各式版本,越来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哗,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许事情很简单,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

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还是在那个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顾城和谢烨。

说实话,他们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也感到现实的累赘,只是没有魄力和能耐抽身,还因为——这才是决定因素,将我们与他们分为两类物种,那就是常态性的欲望,因此,无论他们的故事如何吸引人,我们也只是隔岸观火。香港《明报》月刊约我撰稿人物特写,我想好了,就写顾城,后来文章的名字就叫《岛上的顾城》。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个岛,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传说,即便是顾城自己的讲述,如今不也变成传说之一?我沿着大街拐入小街,无论大街小街,全是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电车铛铛驶过,被我问路的夫人建议我搭乘两站电车,可我宁愿走路。走在远离家乡的美景里,有种恍惚,仿佛走在奇迹里,不可思议,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后,我再来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还是年岁使心境改变,这城市褪色得厉害,它甚至是灰暗的。

我已经在那篇《岛上的顾城》中细述造访的情形,有一个细节我没写。当我坐下,与顾城聊天,谢烨随即取出一架小录音机,揿下按键,于是,谈话变得正式起来。事实上,即便闲聊,顾城的说话也分外清晰而有条理,他很善表述,而且,也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多年来,想起顾城,常常会受一个悖论困扰,言语这一项身体的官能在不在累赘之列呢?我指的不是诗的语言,而是日常的传达所用,在诗之外,顾城运用语言的能力,以我所见也在他同辈的诗人之上。现在,谢烨揿下了录音键,顾城想来是习惯的,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至遗漏,而被珍惜地收藏起来。过程中,谢烨有时会插言,提醒和补充——假如没有后来的事情,多么美好啊!但也终究不成其为故事,一日一日,一夜一夜,再瑰丽,再神奇,再特立独行,也将渐趋平淡,归于生活。就在他们讲述的时下,柏林之家的公寓里,不正进入着常态——一年计划的资助可以提供岛上房屋的用电之需。有时候,人心难免有阴暗的一面,会生出一个念头,我差一点、差一点点怀疑,顾城是不是有意要给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完成传奇。这念头一露头立即被打消,太轻薄了,简直有卑鄙之嫌,谁会拿自己的、还有爱人的生命作代价!当你活着,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这里面一定有着严肃深重的痛苦,只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只是光辉奇幻的表面——太阳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升起,再从东边落下;碗大的果实落了满地;毛利人;篮子里的鸡蛋;树林里的木房子,补上窟窿,拉来电线,于是从原始步入文明,再怎么着?回到野蛮,借用谢烨的说法,“奢侈”地回到野蛮!事情早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控制,按着自己的逻辑向下走……我们还是让他们安息,保持着永不为人知的哲思。用火辣辣的生命去实践的故事,或者说童话,不是哲思是什么!

有许多征兆,证明童话已经建构起来,顾城讲述得流利宛转,谢烨不断补充的细枝末节,各方汇拢来的信息基本一致,又有朋友去激流岛探望,亲眼目睹……就让我们相信它吧!即使在生活中不可能将童话进行到底,至少在想象里,尤其是,童话的主人公都去了天国,领得现实的豁免权。

那天,谢烨交给我两件东西,我一直保存着,谁能想到会成为遗物呢!一件是一张50元的人民币,在1992年时候,发行不久,价值也不菲。她托我在国内买书寄她,无论什么书,只要我觉得有价值。我说不必给钱,她一定要给,两人推让几个来回,最终还是服从了她。另一件是一份短篇小说稿,手抄在32开的格子稿纸,这是一种不常见的稿纸,大小像连环画。字迹非常端正,可见出写字人的耐心,耐心背后是冗长的宁静以至于沉闷的时日,是那日头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行行度去然后落下的时光吗?因为是复印稿,我相信已经发表过,依稀仿佛也在哪里看见,谢烨只是让我读读她写的小说。那时候,谢烨开始尝试写作小说,以前,她写的是诗,也是一个诗人。因为是顾城的妻子,就算不上诗人似的。


雷米冬天图

他们的故事里,有一个情节我没写,但相信一定有人写过,就是他们邂逅的经过。在北上的火车的硬座车厢,顾城是坐票,谢烨是站票,正好站在顾城身边,看他画速写消磨漫长的旅途。顾城是善画的,从星星画派中脱胎的朦胧诗人,都有美术的背景,在激流岛上,一度以画像赚取一些家用。就在那天,顾城也向我出示画作,不是素描和写生一类,而是抽象的线条,但都有具体标题,“这是谢烨,这是木耳,这是我。”他说。完全脱离了具象的线条,有些令人生畏呢,可不等到水落石出,谁能预先知道什么?火车上,他顾城画了一路,谢烨就看了一路,这还不足以让谢烨产生好奇心,令她忍俊不禁的是最后,画完了,顾城忘了将钢笔戴上笔帽,直接插进白衬衣前襟的口袋,于是,墨水洇开来,越来越大。这一个墨水渍带有隐喻性,我说过,他们的事,都是隐喻!墨水就这么洇开,一个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好比乐句里的动机音符,壮大起来,最后震耳欲聋,童话不就是这么开始的吗?谢烨就此与顾城搭上话,并且,第二天就按了互留的地址去找顾城。火车上偶遇互留通讯地址是常有的事,可大约只有谢烨会真的去寻找,真是好奇害死猫!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格,不放过偶然性,然后进入一生的必然。这才是诗呢,不是用笔在纸上践约,而是身体力行,向诗歌兑现诺言。那一些些诗句的字音,不过是蝉翼振动,搅起气流颤栗。当谢烨决定写小说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诗行将结束。小说虽然也是虚拟,但却是世俗的性格,它有着具象的外形。不是说诗歌与生活完全无干系,特别是朦胧诗这一派,更无法与现实划清界限,但总而言之,诗是现实世界的变体,不像小说,是显学。

关于他俩的文字太多了,有多少文字就有多少误解,包括我的在内。写得越多,误入歧途越远。我还是要庆幸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倘若今天,传媒的空间不知繁殖多少倍,已经超过实际所有,实有的远不够填充容量,必须派生再派生。活着的人都能被掩埋,莫说死去的,不能再发声,没法解释,没法辩诬。我们只能信任时间,时间说不定能揭开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也许事情根本没有真相,要有就是当事人自述的那个,时间至少能够稀释外界的喧哗,使空气平静下来,然后将人和事都纳入永恒,与一切尖锐的抵制和解。好比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最后的段落,听故事和讲故事的那个人,走过山坡,寻找卡瑟琳和希克厉的坟墓,石楠花和钓钟柳底下的人终将安静下来。小说中还有第三个坟墓,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两个,我坚信两个人的事实。无论怎样猜测,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童话,其他都是枝节,有和无,结果都一样。我还想起巴黎南郊蒙帕纳斯公墓,萨特和西蒙·波伏瓦并列的棺椁,思想实验结束了,为之所经历的折磨也结束了,结果是成是败另说,总之,他们想过了,做过了,安息下来。墓冢就像时间推挤起的块垒,终于也会有一天,平复于大地。谬误渐渐汇入精神的涧溪,或入大海,或入江河,或打个旋儿,重回谬误,再出发,就也不是原先那一个了。


鱼乐

二十年过去,还有些零散的传说,已经是前朝遗韵,我从中拾起两则,将其拼接。一则是听去过的人说,那激流岛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蛮荒与隔世,相反,还很热闹,是一个旅游胜地,观光客络绎不绝;第二则说,顾城谢烨的木房子无人居住,由于人迹罕至,周边的树林越长越密。听起来,那木房子就成了个小虫子,被植物吞噬,顾城不是写过那样的句子:“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对,就是吃虫子的松果。这样,童话就有了结尾。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画,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2013年8月1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