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这个家庭将解除人的病痛当作一门艺术，孜孜以求。他的父亲是个医生，身材高大，满脸胡须——典型的十九世纪人的样子。普鲁斯特医生神情威严，目光坚定，与那眼神相接之人会禁不住觉得自己有点女里女气。他身上洋溢着从医的人特有的道德优越感。须知医生这一行的价值对社会而言是根本不消说的，不拘咳嗽打喷嚏抑或盲肠破裂，但凡生了病，谁都得仰赖于他。其他行业的人在医生面前也许会自感气沮，因为干哪一行也不能如行医那样理直气壮，对自身价值居之不疑。

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出身算不得高贵，他是个杂货商的儿子，家里专营蜡烛，以供左近家庭和教堂之用。他在医学研究方面才华过人，其潜心之作是一篇名为《脑软化症诸形态》的论文，完成学业后他致力于改善公众的卫生状况，尤其关注抑制霍乱和鼠疫的传播。他曾游历各国，就传染病问题向各国当局进言。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曾被授予五等荣誉奖章，且荣任巴黎医学院卫生学教授。此外，土伦市（这个港口城市一度有霍乱流行的苗头）市长赠他以城市金钥匙，马赛的一家防疫医院则以他的名字命名。到1903年过世之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已享有国际声誉，他这样为他的一生做结：“我度过了幸福快乐的一生”，观其生平，这话他还真当得起。

有这样一位父亲，难怪马塞尔会有几分自卑。他生恐自己成为父亲诸事遂顺的一生中的缺憾。他对十九世纪末一般中产人家趋之若鹜的职业毫无兴趣，惟独钟情于文学。钟情归钟情，年轻的时候他大体上是光说不练，似乎是对文学太虔诚、太在意，以致于他难以落笔。他是个乖儿子，起初也试着从事父母定会首肯的行当。他有过种种想法，比如进外交部，当律师，做股票经纪人，或者当个卢浮宫的馆员。然而谈何容易？干了两个星期的律师，他就吓坏了（“即使最糟的时候，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比在律师事务所更恐怖”），而一想到当外交官要离开巴黎和他依恋的母亲，他就打消了念头。二十二岁的普鲁斯特心烦意乱，他不断地自问：“假如我打定了主意不做律师，不当医生不当神父，那我还能做什么？”

也许图书馆员还是可以胜任的吧。他到马萨林图书馆去应聘，并且被录用了，不过是个不领薪水的职位。至此职业的选择似乎已有答案，可普鲁斯特发现这地方灰尘太多，他的肺受不了，于是隔三岔五地泡病假，他告了假有时是在卧床静养，有时则是去度假，倒是很少伏案写作。他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或是请客吃饭，或是出去泡吧，总之是花钱如流水。可以想象他那位生活严谨的父亲对他的失望。他父亲从未对文学艺术表现出多少兴趣（虽说他曾在喜歌剧院医疗队工作过，并曾一度迷上一位美国歌剧女伶，这位女伶还寄赠一张穿男装灯笼裤的玉照）。普鲁斯特不断地告假，不上班，甚或一年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如此这般，终至于弄得挺大度的上司也难以忍受，到任职的第五个年头，他终被图书馆辞退。这一回大家都明白了，已然对他不抱希望的父亲更是心里透亮：再别指望马塞尔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了，这辈子他都要靠家里养着，家里得拿出钱来供他捣鼓弄不出名堂的文学。权当是票友玩票罢。

很难看出普鲁斯特还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在他父母均已亡故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居然对女仆吐露胸中抱负——他终于要开始写小说了。

“啊，塞丽斯蒂，”他说道，“但愿我能像父亲专注于病人那样专注于我的写作。”

但是他父亲为饱受霍乱、鼠疫肆虐之苦的人们做了许多，他以写书能追上父亲的功业？不必当土伦市的市长我们也能了然，普鲁斯特医生可以在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方面贡献良多，谁知道马塞尔肚里正在酝酿的煌煌七卷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何良方？坐在慢慢吞吞、摇摇晃晃穿过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火车上翻翻这书，或许不失为消闲解闷的法子，然而谁会拿这点好处与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的效应相提并论？

若是有人对普鲁斯特的抱负不屑一顾，那也许并非因为他们对文字印刷品一概不当回事，而是因为他们怀疑文学作品究竟有何类于救死扶伤的实际功用。从很多方面看，普鲁斯特医生对儿子的倾心文学一无同情，不过即使是他，对各种出版物也并无轻视之意，事实上他本人就著述颇丰，很长一段时间，书店里他的名气远比儿子大得多。

与儿子不同，普鲁斯特医生的书很实用，这是一望而知的。他前后出了三十四本书，对探究提高大众健康水准的种种途径可谓不遗余力。他的著述内容广泛，既有《欧洲的鼠疫预防》这样的专著，也有《电池制造工人铅中毒问题研究》这样专门讨论新问题的小册子。谁都想学得养身之道，普鲁斯特医生的众多著述均出之以简洁生动、通俗易懂的文字，因此在读者中享有盛誉。说他是养生手册一类书籍的鼻祖和大师，想来他不会觉得是辱没了他。

他最成功的养生手册名为《卫生诸要素》，1888年出版，配有丰富的插图。该书专为少女而写。当时的法国方经一个世纪的战乱，人丁稀少，大家都认为，少女担负着为法兰西制造新一代强壮公民的重任，亟需健康方面的指导。

健康生活方式之日渐受到关注，正始于普鲁斯特医生的那个年代。这位名医的诸多建议颇有洞见，找几条看看，也许大有好处。

普鲁斯特医生教你健康之道

（一）背痛

背痛几乎都是由不良的姿势引起。少女做针线活时须注意，不可身体前倾，不要两腿交叉，也不要用低矮的桌子。矮桌子会压迫至关重要的消化器官，妨害血脉畅通，且会使脊椎过于紧张。左面的插图即警示了问题所在。正确的坐姿当如下图中的这位女士。

（二）紧身胸衣

普鲁斯特医生并不掩饰对这类时髦玩意儿的厌恶，他把穿紧身胸衣说成是自毁、变态（他担心有人会将苗条和魅力混为一谈，曾给过一个重要的界说，他提醒读者：“瘦削的女人与苗条的女人是不同的概念”）。为了警告那些禁不住紧身胸衣诱惑的女孩，他以一张图示来说明紧身胸衣对脊椎之害。

（三）锻炼

普鲁斯特医生建议，与其借助人为的招数假扮苗条，不如常常锻炼。他举了些简便可行的例子，比如，从墙上跳下；边跳跃边旋转；摆动手臂；单腿支撑，保持平衡，等等，等等。

有这么一位精于健身指导，从紧身胸衣到缝纫姿势都说得头头是道的父亲，马塞尔还想以自家的创作与《卫生诸要素》的作者一较短长，实在有点自不量力，若非出语轻率，那就只能说他太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且慢责备他的轻狂，我们先得问问，是否真有什么小说，具有治病疗伤的功用？小说这玩意儿是否真比乡间漫步、阿司匹林、干邑马爹利更能缓解痛苦？

若是不那么吹毛求疵，我们可以下定义说，小说乃是对现实的逃避。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远游，在火车站的报摊上买本平装书翻翻，也许不失为一乐（普鲁斯特恰恰就说起过，“我也曾希望自己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我所谓的读者就是那些临上火车买上一本糟糕印刷品供路上解闷的人”）。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我们便已从千篇一律的生活中脱身出来，进入到一个令人愉快的世界——至少新鲜感是让人愉快的。我们偶尔会停下来，看看窗外的景色，手里那本印刷拙劣的书还摊着，也许书里正写到一位戴单片眼镜的男爵怒气冲冲走入客厅。直到旅途终了，长鸣的汽笛、刺耳的刹车声方又将我们带回到现实之中，火车站向我们提示现实的世界，我们看见一大群青灰色的鸽子在废弃的糕饼屋前懒洋洋地啄食。（不过普鲁斯特的女仆塞丽斯蒂倒是有过一番不失有益的告诫，她在一篇回忆中说，别对普鲁斯特的小说太起劲，他的小说可不是供火车上消磨时间的。）

用小说助人遁入另一世界诚然愉快，但这并非对待这种文类的惟一方式。至少它绝非普鲁斯特的方式，当然另一点也是无须说的，以小说为消遣，肯定无法助他实现他对塞丽斯蒂表白的胸中抱负——追上父亲的成就。

要了解普鲁斯特关于读书的见解，也许我们最好是去看看他如何欣赏绘画。他的朋友吕西安·都德在他死后写过一篇文章，追述与他在一起的时日，其中就提到他们的卢浮宫之游。普鲁斯特观画时有个习惯，他总是喜欢将画中人拿来与他生活中的什么人作比。都德描述道，他们走进了一个挂有多米尼克·吉兰达奥画作的展馆，观赏一幅题为《老人与男孩》的画。此画作于1480年，画中的老人神态慈祥，鼻尖上有几粒痈。

普鲁斯特看了一会，转身对都德说，这老者画得简直与马奎斯·德·劳侯爵一模一样。

马奎斯·德·劳侯爵是当时社交圈的名人，从一幅十四世纪末的意大利肖像画中认出一位十九世纪末的巴黎绅士，真是匪夷所思。巧的是，马奎斯有张照片还在，照片中的马奎斯与几位盛装的女士坐在花园里，那些女士的衣服怕是要五个女仆伺候才得上身。马奎斯头戴高帽，身穿深色礼服，袖口佩着链扣。虽说一身十九世纪的装束，照片拍得又不高明，马奎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吉兰达奥笔下那位鼻上长痈的老人还真是像得出奇，看上去直如老人失散几个世纪、远隔几个国度的兄弟。

普鲁斯特发现了在生活于迥异的世界中的人之间建立起视觉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恰可为他下面的主张做注：“从审美的角度看，人的类型实在有限，以至我们定然到处会有不断认出熟人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并非单纯是视觉上的：既然人的类型有限，我们就可能一再不期然地读出我们认识的人，频生似曾相识之感。

比如，《追忆逝水年华》第二册中，叙事者造访诺曼底海滨度假胜地巴尔贝克，在那里他遇见并且爱上的女子我就似曾相识。这个叫阿尔贝蒂娜的年轻女子双颊丰满，肤色发暗，言动轻浮，笑眉笑眼，常喜戴顶黑色的马球帽。且看普鲁斯特怎样写她说话时的神情腔调：

阿尔贝蒂娜说话时，头部保持不动，鼻翼紧缩，只活动双唇，结果是带着鼻音，拖腔很重。这种声调的组成部分里，可能有外省遗传、年轻人故意模仿英国人的冷漠和外国女教师上课，以及鼻粘膜充血性肥大等各种因素。这种腔调，待她对人了解更深，自然而然又变得孩子气时，很快就消退了。这声调本来可以叫人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又很有风味，令我着迷。每当一连数日没有与她见面时，我就心浮气躁起来，一面还用她说这话时那种鼻音很重的腔调，人站得笔直，头部一动不动，自己反复说：“从来没见过你玩高尔夫球。”这时我便认为没有什么人比她更适合我的心意了。

有些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被作家写得活灵活现，常让我们阅读时禁不住想起现实生活中的熟人，二者常常出乎意料地相像。且举一例，读到普鲁斯特笔下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我就没法不想起我前任女友五十五岁的继母的模样，虽说她不讲法语，不是贵族，现住德汶岛，且根本不像公爵夫人那样多疑。此外，普鲁斯特笔下那位羞涩内向、优柔寡断的学者萨尼埃特也让我浮想联翩，此人常要掩饰真情，他向叙述者询问可否到他下榻的酒店拜访，说话的口气却居高临下，透着矜持。我念大学时有个老熟人菲利普就是这副嘴脸，这位老兄有个毛病，他决不容自己落到遭人拒绝。

“这几天我也许要去巴尔贝克一带，你该不会有事吧？你有事也没什么，我不过是随便一问。”萨尼埃特这样对叙述者说话，那腔调与菲利普约我晚上出去时的口气何其相似。我还在普鲁斯特笔下的吉尔贝特身上找到了朱丽娅的影子，我十二岁滑雪度假时遇见了她，她两次邀我喝茶（她慢慢吃着油酥千层糕，糕屑掉在她的印花衣服上），圣诞夜我吻了她，此后就再没见过面，因为她家在非洲。要是她童年的愿望得以实现，那她现在就该在那边当护士了。

普鲁斯特说得不错：“读小说而不从女主人公联想到自己恋人的某些特征，简直就不可能。”想象一下在巴尔贝克海滨漫步的阿尔贝蒂娜吧，那双满是笑意的眼睛，那顶黑色的马球帽，——多像我的女友凯特！凯特倒是没读过普鲁斯特，她喜欢乔治·艾略特，劳碌一天之后，没准还会翻翻《嘉人》杂志。

凯特/阿尔贝蒂娜

我们阅读的小说与我们生活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也许正是普鲁斯特说出下面这番话的原由：

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正读着小说，每个读者也还是他原来的那个自己，但是作家的作品如同透镜，作家借助它就能让读者获得从未有过的经历，没有这本书，读者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体验。而读者从书中得到的体验，恰是作品真实性的明证。

但是，读者为何还要做原来的那个自己？为何普鲁斯特写小说也像他逛博物馆一样，那么喜欢强调现实中的我们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

答案是，建立这种联系乃是艺术实现对人生有益影响（而非只是让我们逃避现实）的惟一方式。且将这方式称为“德劳现象”吧。“德劳现象”带来诸多好处，它让我们获得了种种可能性——从阿尔贝蒂娜身上认出凯特，从吉尔贝特的身上认出朱丽娅，泛而言之，从火车站报摊前掏钱买廉价读物的人群中认出我们自己。

“德劳现象”之益

（一）去到哪里均如重游旧地

我们会因普鲁斯特从四百年前的肖像画中认出了熟人而大感惊讶，这一事实说明，要让人们相信人之相似相通，实非易事。正如普鲁斯特所言：

过去时代的人们似乎遥不可及。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任何他们自己未曾宣之于外的东西，我们都会不以为然。如果在目下的生活中偶或体验到类于荷马式英雄的激情，我们就会感到不自在……我们想象荷马史诗……就像我们在动物园里隔着老远看狮子老虎。

这样的反应，应属正常——既然我们初识《奥德赛》中的人物，第一反应就是冲着他们瞪大双眼，好像他们是市立动物园栏杆后一群来回打转的鸭嘴兽。想到有个胡须浓密、不怀好意的家伙站在一群整个古人装束的友人中间开口发话，我们的惶惑也不会少到哪儿去。

但是与荷马、普鲁斯特们相识既久，我们终于得益。我们发现，那个看似凶险万分的世界，本质上与我们的世界真的非常相似，与我们生活的时间、空间竟尔相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将动物园的栅栏尽数拆除，让那些深陷特洛伊战争或圣日耳曼之战的生灵们重享自由。只因他们尽叫“尤里克来亚”、“泰勒马修斯”之类的怪名字又不会发传真，我们就不待见，现在想来真是毫无道理。

（二）疗救孤独

我们也应把自己从动物园里释放出来。不论何时何地，一个人对于何为“正常”的感觉常系于外在的“正常”标准，即行为的合度。小说人物的经验则将人类的行为推向了极致，从而提示我们，在现实环境中未能道出的思想和感受，并非不可理喻。因发现恋人整个晚餐心神不属而负气拌嘴吵了一通之后，听听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向我们招供，或许是一种安慰：“一发现阿尔贝蒂娜对我不好，我就对她大光其火，而不对她说我心里多难受。”又道：“只有在离不开她时，我才会跟她闹着要分手。”听罢这番表白，我们会觉得自己热恋时的任情使性，似乎并不像鸭嘴兽的行径，古怪到莫名其妙。

“德劳现象”还可使我们感到自己不再孤独。若是你的恋人温柔无比地对你说，她想多点时间一个人呆着，那意味着她要跟你拜拜了，值此失恋时分，躺在床上，看看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如何提炼出这样的警句，真是莫大的安慰——“恋人分手之际，还能把话说得平和得体的，肯定是已然变心的那一个”。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妙的是，阅读时那些人物仿佛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一样受苦受难，并且遭此大难还能继续活着，我们是何等惬意！

（三）触摸心灵

小说的价值不限于将我们生命中熟悉的情感和人事一一描绘，小说还可将这一切写得入木三分，让我们体验到似曾相识却又无法表达的种种感受，对此我们惟有赞叹。

我们也许有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样的熟人，且能够觉察到她神情的倨傲和优越，但也只是隐约模糊的感受，直到普鲁斯特借括号中的文字点明她在晚宴中的举动，我们方才知其为人。这次奢华的晚宴上，有位德·加拉东夫人不识眉眼高低，竟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直呼其名（公爵夫人又名奥莉安·德·洛姆）：

“奥莉安，”（德·洛姆夫人立刻两眼向天，对着冥冥中似乎存在的某个第三者面作惊惧、嘲弄之色，好像在请他做证，她可没让德·加拉东夫人如此放肆，直呼她的教名）……

读这样一本刻意求工，写来婉妙而又犀利的书，其结果就是，或许我们合上了书页就会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细察、寻思被作者写得活灵活现、宛如就在身边的人与事。我们的内心如同新调试过的雷达，在捕捉漂荡于意识之上的浮物，那情形就像你图清静带着收音机走进一间空屋，却发现收音机里只有一个特别的频率是清楚的，满屋子都是发自乌克兰电台的声音，或是某个出租车中心的午夜闲聊节目。于是你的思绪开始四处游走，看看日影移动，注意一张表情丰富的脸，想想某个朋友的虚情假意，说不定还会为什么事情一阵说不出的悲哀袭上心来，而此前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为此动情。总之，书以其充盈的感性刺激着我们麻木的神经，让我们变得敏感起来。

惟其如此，普鲁斯特才会如此向读者进言：

读天才作家的新作，我们会欣喜于种种的发现，我们在书中找到了我们自感羞惭的念头，我们压在心底、不敢表露的快乐和忧伤——一句话，我们发现了一整个我们曾经鄙薄不屑的情感世界。恰是这书教我们领略这世界的价值，让我们幡然猛醒。

说这话时普鲁斯特很低调，他倒没将自己的小说归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