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又有一本随笔集要出版了,写了一年,攒了这么些文字,回过头来一看,哇,这么多。朋友展江跟我说,去年的一年,我的学生给你统计,你的博客每两天更新一次。另一个朋友钱钢夸我说,你是媒体的劳动模范。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清楚。过去的一年,我的历史写作少了一点,只少了一点点,但是评论的写作却多了很多,其实博客上的东西,仅仅是我所码的铅字一部分,还有相当多没弄上去,因为我觉得,两天一更新,已经够多了。写东西跟下乡的时候修水利,割麦子一样,很累的,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理由,想来想去,好像只能说这一年,刺激我的事儿太多。很多人对当今权重金多的人不满意,总觉得他们有点退化,为富不仁,为权不仁。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确是提高许多。古代政坛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不然,不用费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来,就足够棒了。这些年相声小品都在衰落,无论业内人士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其创意和表现都赶不上官场,大家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娱乐无限了,相声小品哪里还能有市场?

当然,光是刺激,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卖力写作,说到底,还是自己有兴趣。这些年来,看书,写作,已经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着,就得看点什么,看着看着,就想写,写的刺激大体有两个源头,一是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写点什么。二是网络,那里面总有让愤怒同时也让你发笑的新闻,逼着你写几个字,去搀和搀和。

回想起来,我写东西习惯的养成,是在文革期间。文革第二年,我一个狗崽子,还惹了学校当家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勒令开除。一年之后,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学校继续上学。这时候,九大已经开过了,学校的学生说是复课闹革命了,但不知怎么人人都要写大批判文章。说起来,我所在的年级,是七年级,已经是初中了,但同学中会写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来,看起来像个文章的人,就更稀少。于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这个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给所有出身好的同学写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号连起来,看上去是一张纸上满满的字,还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来。由于有用,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不再那么横眉怒目,讽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觉也随之好了许多。接下来,学校也要以学校的名义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实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加入学校大批判组,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我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一些总喜欢欺负我的贫下中农子弟,看到我经常出入校办公室,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师,革命警惕性还比较高,特意安排两个出身好的同学,跟着我做,意思是一旦他们学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让我靠边站,免得宣传大权总落在我这个狗崽子手里。可惜,这俩宝贝不争气,简单的报头,粉笔画,美术字,就是学不会,至于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都写不了。就这样,一直到九年级,按当时的学制,算高中毕业了,学校的“宣传大权”还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且后两年环境有所宽松,学校搞文艺活动,所有的脚本,都从我这里出,什么快板书,对口词,歌咏比赛串词,最后连相声,话剧我都写,写了学校宣传队就演。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当年做过这个,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个天天挨欺负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写大批判文章,至少在当时是件令我感到庆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总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越是这样。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这些人和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报纸上批,我们就跟着,也歌颂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样不认识、不知道,但我一样歌颂得昏天黑地。每次写这种昏天黑地的东西,我都满怀热情,尽量写出花样来。就这样,我的手指头,被磨出了老趼,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再后来,我读的书,起了作用,开始质疑自己歌颂的某些东西,发现其中的伴随虚假的残忍,结果,轮到自己结结实实挨批判了,差点进了监狱。在农场连队放猪的时候,我积习不改,依然写,不让出板报就给报社投稿,每次要被采用的时候,报社会来信到农场宣传科调查一下作者,我总是过不了关。但还是写,写完了随手一丢。

当年的文字,已经没有了,我呢,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尽管有时候有点累,但总的来说,活得还算不错。只是,我当初盲目歌颂和批判,变成了今日有意识的愤愤不平。李零先生总说要送我一个字:不平,用来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书谭嗣同的诗句: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我挂在了客厅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