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①弗罗特说弗罗特,参看本卷第241页注(14)。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②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③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④《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⑤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⑥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