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密里小忆

    那些地方,如今对于我如同天堑隔断。怎么就那么难去呢!

    我常常不解地自问。独自遐想时,天山的那个多少偏僻的一隅,总是弥漫着尘雾,太阳火热但是射不透那些尘埃。远处一线的天山有一条银顶,似有似无,在无限处谜语一般地闪烁。

    那里是蒙古和哈萨克的牧场,是我在年轻时代求学的地方。一隔多少年了,我想念那些地方的熟人,总盘算再去遛遛,我知道:我和那些酸文人不同,只要我笔直地走进那些破漏毡房,秘密就要向我打开了。

    其实,一共是三条大的谷地,被指状伸出的几道山脉彼此隔开,仿佛三道草的海水朝着一个方向冲来。三条谷地里,各有一座古城,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力麻里,最神秘的是不剌,叶密里多少有些语焉不详。

    三城之一的叶密里,和阿力麻里以及不剌城互成犄角,排做了一幅扇面。它们各自控制着一片肥美的牧场,和一条关隘。我原来的目的是彻底搞清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后来就把和牧人们交朋友当了正业。半调查半游耍,三个城,我跑过不止一次。

    我盘算着,明年该再去了。

    1

    多少年过去了,但总是不能忘记她,那个厄鲁特小姑娘。在考古路上,她总是在“四角”的夯土墙上,跳来蹦去,活像草滩的黄羊。她不理睬我制止的话——在额敏河的冷闪闪的波光下,蒙古人的小女儿尚未发育的身影,闪跳在似紫若蓝的,远方也迷里的河岸上。

    当然,神经兮兮地念叨“叶密里”的,只是我(我在唯一写过的长篇小说《金草地》里讲过这事)。对似是而非地和文献书本捉迷藏的、沉默又扰人的干焦夯土圈子,厄鲁特蒙古人是不叫什么叶密里的,他们只保守地呼之为“德勒伯斤”。厄鲁特牧民可不像那伙新潮探险队,讲古老的蒙古话的时候,人也很难带上那种做作的电视台腔。遗址只是土圈子,“德勒伯斤”只是描述它——即四角,四方块。

    2

    在乌伽的心目里,我是来自蒙古本部的客人。她的欢喜里面,有着西部蒙古人对青青内蒙的美好向往。不标准的发音被原谅,错误的说法被忽略,她和另一个蒙古丫头一起,陪我跑遍了河岸的所有废墟。

    我们在化雪不久的,清澈的深蓝,甚至蓝中呈着醉人紫色的额敏河畔,查遍了每一处可疑的地方,为着确认元朝大汗的叶密里城。那时我像生了什么偏执病症,老是要一个个地去跑城——在半个中亚,在一处处曝晒得成了酥皮土堆的遗址上,窜来窜去,寻寻觅觅。

    额敏河,其实就是那些叶密里或者也迷力,大致发音是Em?l,哈萨克释为生命,蒙古解做鞍子;他们解释完了以后,我说还得证明一下子。他们奇怪地问:为什么?是呀,如今我也闹不清干嘛非要麻烦北京上海的诸位四眼兄,难道哈萨克和厄鲁特从祖先到今人一直住在Em?l不算数,只有统一了也瞒也迷里叶密里这些大舌头音,才算解决了古城地望了吗?

    纯朴的乌伽,善良的厄鲁特!他们不觉得我的这种汉人脑子多么绕人,嘴里念叨着德勒伯斤,德勒伯斤,随着我在奔波在额敏河两岸,考古跑城。跑过清朝的卡伦,小乌伽非要在城墙上跳房子。涉过透明的额敏河,她们两个女伴要打够水仗,洗够头发。唉,你不能想象新疆,那些美好的民族,哪怕你说的绕人荒唐,只要你稍懂礼性,你的事就很容易变了他们的私事。

    河上游的德勒伯斤,是和大名鼎鼎的叶密里不沾边的马圈。河对面的德勒伯斤,是一座近代的哨所。最远处,在沿着河边的芦苇和遍地蓝花的马镰草地走了好久,最后爬上山岗以后,看见的那个德勒伯斤,干脆是一处幽秘的环形山凹!它不折不扣确实有四个角,半围着圈,德勒伯斤包含的它都具备。但是它不是城,不是人工的任何东西,它是山野,是奥深草原,是大自然的波动。我牢牢记得:一种巨大的、书呆子被揭露的体验,一种对蒙古语词入木三分的内涵的体验,攫住了我。

    在那宛如边墙一样的山岗上,我眺望着遥远的塔尔巴哈台,眺望着美丽的夏秋之际的天山草原,两眼的触觉只觉美极了,心胸畅快极了。小乌伽和她的女友笑闹着,又在陡坎上显示山羊技。蹦跳之中,厄鲁特小女儿的叫嚷好听极了——而叫嚷的、重复最多的词儿,还是那个德勒伯斤,四方。

    那一天,我觉察到了考古学的不幸。怪不得如今干考古的那么气急败坏,摆弄一根领带,对镜贴花黄,不放过哪怕三流的风头。

    学究的一些想法,在丰满的大自然和生动的众民族中,太渺小了。

    3

    县政府把我交付给乌伽(她是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我就照例依靠着蒙古人的小社会,考古和交游。我对蒙古语并不精通,但我对民族语环境里的那种气氛,却喜欢得如醉如痴。

    不用说乌伽只是小孩子一个;80年代初期我走遍北疆,做到全部使用蒙语,包括开调查会。一座吉普车里人人都会说汉话,但我们都不说它。由蒙译哈,从哈到维,这么费事有必要么?我也这么问过。但是问答之间,双方都哈哈大笑。

    对小乌伽没有机会自我介绍,开始想有必要吗,后来却从心里渐渐浮出一丝不安来。在太盛情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想强调自己的血统,想告诉他们——我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的自己人。

    而讲清楚不是易事。要知道当关系稳定后,当大家都为现状自豪时,人很难“下来”。我愈加不安,在我临走前夕,乌伽的爷爷(长辈和男子早就该露面了)设宴招待我,我怕这么随波逐流会造成欺骗,于是决心讲个明白。但难极了,好像总是在我开口时,小姑娘不是去厨房,就是去邻居家借东西了。

    不是这个,就真的是那个么?在杯盘碗盏之间,能讲清楚乌珠穆沁,讲清楚插队插包,讲清楚如同抱养的情分,以及分离的无情么?

    我离开那天,乌伽去车站,帮我买走塔城的长途车票。那天她没有机会表达或是伤别或是活泼的心境,车站拥挤成一个团团,我们冲锋一般在维吾尔、蒙古和哈萨克的人堆里使劲。小乌伽拿出了她完全可以打败一个班的维族丫头的语言解数,摇着那个腰身桶一样粗的售票员大娘,一嘴一个甜甜的“阿帕依”(姐姐),为我们争得了有座的票。

    那天她那口纯熟的维语使我神往,我总在回味那难忘的、尘土飞扬的长途站,我揣摩那汽油桶阿帕依的心理,判断她听着甜甜的“阿帕依”时的滋味。我猜她肯定没有闹清,人堆里这个焦急地求她的,嗓音尖细的小孩究竟是什么民族。后来,记得我还在日本用大概是什么‘关于中亚孩提双语者”为题,在大学讲坛打工,给一伙听得津津有味的教授讲过乌伽以及许多新疆儿童的故事。

    我只是不知道,经过了那次宴会,厄鲁特女孩是怎样想的。当时他们神色不动,我也觉得多余,干嘛扯出一个血统问题呢。那一天依然长天碧透,我离开Em?l走向辽阔的北疆。从塔城到阿勒泰,从博尔塔拉到伊犁,用一些无足轻重的“四角”当引子,我依然终日地使用心爱的蒙语,从一地到另一地,若有所思又毫无目的,寻求追逐着与人的交流。与察哈尔人,与乌梁海人。再通过他们(可不光是翻译而已),与哈萨克,与维吾尔。

    干了一个世纪也没有个标准,地底下没分出个地层,地上头也没有标准器型。慢慢地我的兴趣转移了,再也不去猜谜望气,做考古状。我接受了厄鲁特的思路,一切都是“四方”。重要的是现存的生命。

    我渐渐改了习惯。与其对着晒酥的土围子发愁,不如在蒙古人、或者在哈萨克的家里,纵情地玩(或谈)它个东方既白。

    慢慢地,谁都知道这是不务正业。听说有些考古科的师弟,对我很是不满,说再也不追随我了。他们说,以前不光对我的书见一本买一本,而且就连考古都学我跑新疆。我听了莫名其妙,心想你跟着我干什么,难道苍蝇还不多么。

    随便讲个小故事就考糊了你这优等生——你懂什么叫德勒伯斤吗?

    4

    有两种情况使人怀旧,一是上了岁数,二是经历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虽然讨厌自己也没办法的是:如今翻开新疆考古的田野笔记,见了鬼一般,总忍不住一丝伤春的感觉。

    一回,硬封皮里掉出来几页纸,看了好久才明白,那是当年画的“四方”。我半是好奇半是懒懒地,图纸一抖,掉出一张薄薄的纸。辨认了好久,才读出“乌伽”的蒙文字样。怔了一阵,我意识到,这是乌伽的信,也忆起了信的事。里头讲,她要一套俄语讲义。记得我寄的,是我刚读过的北师大编的俄文讲义。而书寄走以后,我就和那个厄鲁特的小山羊失去了联系。

    再去看看她么?看她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去吃吃几顿伶俐的厄鲁特阿布盖(这个词我们解为哥哥,厄鲁特人却解作嫂子或媳妇)做的饭?

    不,也许我更想看看的,是她在长途车站,急切地对那维族售票员喊着“阿帕依”的情景。我甚至不由得自己悄悄喊了起来,“阿帕依!”那声音多么随便,多么亲近,多么让人莫名地伤感啊。我总是陷入这种遐想,这真不是好兆头。

    那是真主慈悯的,愉快的时光。那时大家都浪费水一般,浪费着谁也没有意识到的和谐。虽然那时开的玩笑更多,争吵也不少,可是还有足够的余裕。那时我们彼此需要,谁也不必顾虑太多。走塔城,到莎车深深的巷子里去吧,和维族汉子以及女人们一起唱吧,快乐地说出蒙语哈语。道路上很安全。哦,逝去了的那些,是多么可爱的日子,多么和平的日子啊。

    考古么?你是在问“四方”或者“四角”么?

    在茫茫的天山南北麓,在文明的渊薮里,在那些由大漠枯山,戈壁牧场拼成的伟大世界里,“德勒伯斤”太多了!有唐朝的都督府,元朝的巴里克,清朝的卡伦。也有哈萨克的冬窝子,蒙古人的牛圈。它们或者规整,或者残缺,守着谜底不泄漏。它们和牛圈一样,如山凹一般,像古城似的,一色地蹲踞沉默,罩盖着浓密的草。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