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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利·李特维诺夫,爽快人,地道的俄罗斯灵魂,我向您介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领到一个中等身材、地主模样的人面前,这人敞着领扣,穿着一件短上衣和灰色睡裤,趿着拖鞋,站在光线充足、陈设精美的屋中央。庞巴耶夫又对李特维诺夫说:“而这位,就是他,正是他本人,明白吗?哦,总之,这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他本人”。乍一看来,他没发觉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瞧见自己面前有一个外表可敬但略带几分蠢相的绅士,大额头,厚嘴唇,大眼睛,大胡子,宽头颈,低垂的微斜的目光。这位绅士咧着嘴喃喃说道:“嗯……是的是的……这很好……我很荣幸……”把手高举到自己脸上,但是马上转身把背朝着李特维诺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慢吞吞地、样子很古怪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摇摇摆摆。古巴廖夫有一种习惯,喜欢来回踱步,不时用又长又硬的指甲扯一下胡子,搔搔它。房间里除了古巴廖夫而外,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她穿着一身旧绸衣,脸色黄得像柠檬,然而表情变化极快,上唇上面生着黑汗毛,一双眼睛滴溜溜直转,像是随时要跳出来。此外还有一个壮实的男子,弓腰缩坐在墙角上。

“嗯,可敬的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很明显,古巴廖夫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李特维诺夫介绍给她,所以径直对这位太太讲,“您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这位太太(她的名字是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苏汉奇柯娃,是个寡妇,无儿无女,也没有钱,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已经漂泊了两个年头)马上就用一种特别激愤的口吻津津有味地说了起来:“嗐,于是他就去见公爵,对他说:大人,他说,您这样官高爵显;他说,改善改善我的困境,在您值得了什么?您,他说,不能不尊重我纯真的信念!在我们这种时代;他说,难道可以由于信念而对我一个人加以迫害吗?可您猜猜,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爵,高官厚禄的贵人,是怎么做的呢?”

“嗯,他怎么做呢?”古巴廖夫咕噜一句,沉思着,点燃一支香烟。

太太直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翘起了食指。

“他叫来自己的侍从,对他讲:‘马上给我把这个人的礼服剥下来拿走。这件礼服我送给你了!’”

“侍从就剥了?”庞巴耶夫高举起双手拍了一下,问道。

“剥了,而且拿走了。这就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干的事,这么一位有名的大富翁,达官贵人,有权有势,政府的代表人物!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孱弱的苏汉奇柯娃太太气得浑身打战,脸上不停地痉挛,干瘪的胸脯在平塌的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至于那双眼睛,更没法说:几乎要跳出来了。其实,不论她谈论什么,它们永远像要跳出来。

“不能容忍,简直不能容忍!”庞巴耶夫高声喊叫,“简直死有余辜!”

“呣……呣……从上到下统统腐败透顶,”古巴廖夫说,然而并没有提高声音,“这不是刑罚可以……这需要……另外的措施。”

“得啦,这是真的吗?”李特维诺夫咕噜了一句。

“真的吗?”苏汉奇柯娃重复了一句,“这一点,绝对不能怀疑,绝——绝——绝对不能……”她使劲说出这个词,以至于浑身抽搐起来,“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告诉我的。而且您,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认识他——卡比东·叶利斯特拉托夫。他听另外一个人讲的,那个人亲眼目睹了这出不成体统的丑事。”

“哪一个叶利斯特拉托夫?”古巴廖夫问,“是在喀山的那个吗?”

“正是他。我知道,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他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他从什么包工头,或是酿酒商手里拿钱。可这又是谁说的呢?彼利康诺夫!但是彼利康诺夫这个人能够相信吗?谁都知道,他根本是个密探!”

“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出来说话了,“我跟彼利康诺夫是好朋友。他怎么是密探?”

“是的,是的,就是密探!”

“别这样,请您……”

“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尖叫起来。

“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对您说……”这回该庞巴耶夫高声喊叫了。

“密探,密探!”苏汉奇柯娃坚持不变。

“不是,不是!至于坚捷列耶夫,那是另外一件事!”庞巴耶夫也扯开嗓门大吼起来。

苏汉奇柯娃马上不吱声了。

“这位老爷的事,我可真知道一二,”他用自己正常的声音接着说,“第三厅传讯他,他就跪倒在勃拉辛克拉普伯爵夫人脚下,苦苦央告:‘救救我,替我说个情!’可是彼利康诺夫绝对不做这种卑鄙的事。”

“呣……坚捷列耶夫……”古巴廖夫喃喃说道,“这……这应当注意。”

苏汉奇柯娃轻蔑地耸耸肩膀。

“他俩都是好样的,”她说了起来,“不过,我还知道坚捷列耶夫的一个故事。谁都知道,他对待自己的农奴简直像是最可怕的暴君,可是还要冒充解放派。有一次,他在巴黎到一个熟人家去玩,斯托夫人突然走了进来,你们知道《汤姆叔叔的小屋》吧,坚捷列耶夫原是个傲慢得要命的人,他要求主人替他介绍介绍。可是那一位,刚一听见他的名字,马上就说:‘怎么着,居然敢要认识《汤姆叔叔》的作者?’扬手就给他一个耳光!她还说:‘滚出去!马上滚!’你们猜猜后来如何!坚捷列耶夫拿起礼帽,夹着尾巴就溜了。”

“嗐,我觉得这可是太夸大了,”庞巴耶夫说,“她确实对他讲了‘滚!’这是事实;但是她没有打他的耳光。”

“打了耳光,打了耳光,”苏汉奇柯娃一再重复,又紧张得抽搐起来,“我绝不说瞎话。可您就跟这种人交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我从来没有把坚捷列耶夫当好朋友,我说的是彼利康诺夫。”

“好吧,不是坚捷列耶夫,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米赫涅夫吧。”

“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庞巴耶夫问,已经有点心虚了。

“什么事情?像是您根本不知道?他在升天大街上当众叫喊,应当把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关进监狱。还有,一位中学时期的老朋友,当然是穷的,去找他,说:‘我能在你这儿吃顿中饭吗?’可他回答说:‘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到我这来午餐……快滚开!’”

“得了吧,这简直是诽谤!”庞巴耶夫带着哭声喊叫起来。

“诽谤?诽谤?……第一,瓦赫鲁施金公爵也在您那位米赫涅夫那儿进午餐……”

“瓦赫鲁施金公爵,”古巴廖夫严峻地插了进来,“他是我的堂兄。不过我从不让他进门……所以嘛,没必要提到他。”

“第二,”苏汉奇柯娃顺从地朝古巴廖夫点点头,接着往下说,“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亲口对我说的。”

“可找到了个证人!她,还有那个萨尔吉佐夫,最会说瞎话。”

“哦,对不起。萨尔吉佐夫爱说谎,这不假,他偷走了亡父盖的锦缎衾被,这一点,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跟人抬杠。但是普拉斯柯维娅·雅柯夫列芙娜怎么跟他比!你们该还记得,她是多么高尚地跟丈夫离了婚!可您,我明白,您永远是……”

“得,够了,够了,玛特辽娜·谢苗诺芙娜,”庞巴耶夫打断了她的话,“丢开这些垃圾,往高处飞飞吧。我可是个糟老头子了。您读过《Mademoiselle de la Quintinie》吗?真是绝妙!而且跟您的主张恰好一致!”

“我再也不看小说了。”苏汉奇柯娃冷冷地、断然地说。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缝纫机。”

“什么机?”李特维诺夫问道。

“缝纫机,缝纫机。应该使全体,全体妇女都有缝纫机,而且组织一些社团。这么一来,她们就能赚钱自给,马上就独立自主了。否则,她们永远无法解放自己。这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跟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有争论。波列斯拉夫·斯达德尼茨基人倒是极好,但是看这些问题轻率得可怕。他一直笑个不停……笨蛋!”

“善恶到头终有报。”古巴廖夫缓慢地,用一种又像导师,又像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是呀,是呀,”庞巴耶夫重复一句,“会报应的,就是会有报应的。喂,怎么样,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他又补了一句,压低着声音,“论文有进展吗?”

“正在收集资料。”古巴廖夫回答,皱起了眉头,然后转向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由于这一连串不熟悉的名字,还有那种疯狂的造谣,正觉得脑袋都晕了。古巴廖夫问李特维诺夫从事什么研究。

李特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

“啊!那么说,是自然科学啰。作为一种学习,这是有益的。作为学习,但不是当作目的。现在的目的应当是……呣……应当是……另外一种。请问,您持有何种见解?”

“什么见解?”

“是的,这指的,当然啰,指的是您有什么政治信仰?”

李特维诺夫微微一笑。

“说实在的,我没什么政治信仰。”

那位坐在墙角的壮实男子,听见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注意地观察李特维诺夫。

“这是怎么回事?”古巴廖夫带着奇特的温和,轻声喃喃地说,“是还没有考虑过,还是已经厌倦了?”

“怎么对您说呢?我觉得,对我们俄国人来说,无论是持有哪一种政治信仰,或是设想我们已经持有它,都是为时过早。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两字,是指它本身的意义……”

“啊哈!是属于没有十分成熟的。”古巴廖夫依然那样温和地打断了他的话,走近渥罗希洛夫,问他读了他赠的小册子没有。

渥罗希洛夫使李特维诺夫感到很是惊奇,因为打他一进门来就一言不发,只是愁眉苦脸,意味深长地动动眼睛(一般说,他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沉默不语),此刻渥罗希洛夫像军人似的挺起胸膛,脚后跟“啪”的一声,微微点头表示肯定。

“哦,怎么样?还满意吗?”

“在主要的论据方面,还满意。但是它的结论我不同意。”

“呣……可是安德烈·伊凡内奇对我还夸奖这个小册子呢。请以后把您的疑点告诉我。”

“需要写成书面的吗?”

古巴廖夫显然有点吃惊:他根本没料到这一点。不过,他沉吟了一下说:“是的,书面的。同时,我请您把自己的看法也写给我……关于……关于协会的。”

“您是指对拉萨尔的方式,还是对舒尔泽—德里奇的?”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初曾参加工人运动,号召运用公债制度组织一种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的工人的生产协会。1864年,拉萨尔曾与舒尔泽·德里奇就这个问题进行论争。所以渥罗希洛夫提出:是指拉萨尔的方式,还是舒尔泽·德里奇的。“呣……两个都要吧。在这方面,您知道,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财政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哦,还有劳动组合……作为核心……这些全都要搞清楚。必须研究。同样还有农民份地的问题……”

“您呢,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您对什一税的数量有什么意见?”渥罗希洛夫问,声音里带着尊敬的客气。

“呣……那么村社呢?”古巴廖夫沉思地说,咬着一绺胡子,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桌子脚,“村社……您理解吗?这是个伟大的字眼!而后,这些火灾……政府反对主日学校、阅览室、报刊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农民不同意在章程的约纸上签字的事?最后,在波兰发生的事情?难道您没看到,这一切导致什么后果?难道您没有看到……呣……我们……我们现在需要和民众打成一片,了解……了解他们的意见?”古巴廖夫突然被一种沉重的、几乎是愤懑的激动所控制,他甚至涨红了脸,用力地喘着气,但仍然没有抬起眼睛,不断嚼着胡子,“难道您没有看到……”

“叶夫谢耶夫是个卑鄙小人!”苏汉奇柯娃突然脱口而出,原来庞巴耶夫一直在对她说些什么,不过由于对主人的尊敬压低了声音。古巴廖夫猛然一转身,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新客人开始不断出现,到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来的人相当多。其中有被苏汉奇柯娃臭骂过的叶夫谢耶夫先生:可她现在却非常友好地跟他交谈,而且请求他送她回家。还来了某位毕沙尔金,一位理想的中间和解人,这种人也许正是俄国当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虽然眼光狭窄,知识短浅,没有才能,但是认真、有耐心而且正直。他那区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自己也非常自尊,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物。还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到欧洲来短期度假,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聪明的甚至有点危险的人物来往,他们当然很谨慎,而且并没有把团长抛诸脑后。两个海德堡的文弱的大学生也跑到这儿来了,一个始终轻蔑地东张西望,另一个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两人都感到不自在,跟在他们之后,挤进来一个法国人,俗话叫作petit jeune homme:邋遢、寒酸、笨头笨脑……因为有几个俄国伯爵夫人看上了他,所以他在自己的商品推销员的同伙中间有点名气,可他本人却更希望能吃点白食。最后出现的是季特·宾达索夫,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喝酒、喜欢决斗、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但实际上是个富农,骗子手,口头上的恐怖分子,天生的警察分局局长,俄国老板娘和巴黎娼妇的密友,他秃头、无齿,成天醉醺醺的。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样子很难看,他再三说,他连最后一文钱都输给“这个小滑头潘纳谢特”了,其实是他赢了十六个银币……总而言之,来了许多客人。奇怪的是,真正奇怪的是全体客人对古巴廖夫那副恭恭敬敬的态度,真像对待导师或是首领,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疑惑,请他评断,而他一一回答以……哼哼嗯嗯,揪扯着胡子,旋转着眼珠,或是说些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话,马上就被人奉为最高智慧的格言。古巴廖夫本人极少参与辩论,因而其他的人更加热衷于扯开喉咙大叫。不止一次地三四个人同时大声喊叫了十来分钟,可是大家心满意足,相互理解了。谈话延续到深夜,照例有大量各色各样的话题。苏汉奇柯娃谈到加里波第,谈到某一个卡尔·伊凡诺维奇竟被家仆们毒打了一顿;谈到拿破仑三世,妇女劳动,谈到商人普列斯卡奇夫,分明是他把十二名女工活活累死了,反而因此得到一枚“造福社会”的奖牌;又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格鲁吉亚公爵丘克切乌利谢夫用大炮射死了自己的妻子,还谈到俄国的未来。毕沙尔金也大谈而特谈俄国的前途、谈专卖、谈民族性的意义,还说到他最恨的是庸俗。渥罗希洛夫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一口气提到不少人,差点没噎着,什么德莱比尔、费尔霍夫、谢尔贡诺夫、毕夏、亥姆霍兹、斯达尔、斯都尔、莱蒙特、生理学家约翰·米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米勒(很明显,他把这两个人搞混了)、泰纳、雷南、沙波夫,然后又是汤姆斯·奈施、皮尔、格林……庞巴耶夫惊骇地喃喃说道:“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哪?”“莎士比亚的前辈,他们之于莎士比亚,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渥罗希洛夫简洁有力地回答,并且也同样的涉及俄国的前途。庞巴耶夫也谈论俄国的前途,甚至还添枝加叶地描绘得五光十色,但是他以特别的狂热谈到俄国音乐。他认为它“呜呼,极为宏大”,而且哼了一段瓦尔拉莫夫的浪漫曲为证,但马上就被大家叫嚷着打断了:“瞧瞧,他唱的是《流浪诗人》中的Miserere,而且唱得那么糟糕。”一个年轻军官乘着大家不注意大骂俄国文学,另一位引了《火星报》的几首小诗。而季特·宾达索夫更干脆:他说,应该把所有这帮骗子手的牙齿统统打掉——这就结啦!可是并没有指明究竟谁是骗子手。雪茄烟的烟味使人窒息,大伙都又热又闷,所有的人嗓子都叫哑了,所有的人眼睛都失去了光彩,人人都汗流满面。冰啤酒刚一拿进来,刹那间就剩下了空瓶。这一个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另一个问:“方才我是在跟谁争论来着,又在争什么?”而在这种喧哗与乌烟瘴气之中,古巴廖夫依旧是捋着胡子,不知疲倦地在房间里晃晃悠悠来回踱步,时而侧耳倾听某一种议论,时而插上一两句话。不论什么人都不由自主地觉得,只有他,古巴廖夫,才是所有人的领袖,而且他是这儿的主人,是首要人物……

快到十点的时候,李特维诺夫头痛极了,正巧苏汉奇柯娃想起了巴尔纳乌洛夫公爵最近干的一件坏事:据说他差点没下令把一个人的耳朵咬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李特维诺夫乘机不声不响地悄悄走了。

清新的晚风温柔地拂着李特维诺夫滚烫的脸,像是一股芬芳的清流淌进他那干渴的嘴里。“这是怎么啦,”他走在幽暗的林荫道上想着,“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他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拼命地叫呀骂呀?这一切为了什么?”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走进韦伯咖啡厅,拿了份报纸,要了一客冰淇淋。报上议论着罗马问题,而冰淇淋很不好。他正想起身回去,突然一个头戴宽边礼帽的陌生人朝他走来,用俄语说着“我不打扰您吧?”就在他那张小桌旁坐了下来。李特维诺夫仔细打量着这个陌生人,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缩在古巴廖夫屋角的壮实男子,谈论政治信仰时,他曾非常注意地看了李特维诺夫一眼。这位先生整整一晚上没有开口,此刻,他坐在李特维诺夫身旁,摘下帽子,友好而略带几分惶惑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