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巴·瓦·安年科夫①

……客人们早已散去。时钟敲过了十二点半。只有主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还在屋子里。

主人按了一下铃,吩咐收拾晚饭的残杯冷炙。

“那么这件事就决定了,”他低声说着,更深地埋入圈椅里,并把雪茄点上火抽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得讲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您先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身体圆圆的小胖子,脸颊丰满,一头淡黄色头发,他先瞅了一下主人,接着抬起眼来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初恋过,”末了他说,“我是直接从第二次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平淡无奇。我头一次追求一个很可爱的小姐时,已经十八岁了,我向她献殷勤的情况同我后来向别的女人献殷勤时一样,仿佛我早已是情场老手了。说实在的,我六岁时就爱上了我的保姆,这是我的初恋,敢是最后一次恋爱,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之间关系的详细情节我都不记得了,即使我还记得,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开腔了,“我的初恋也没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内容:在跟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凡诺夫娜认识以前,我没有爱过谁,——我们的恋爱非常顺利:亲事是由双方父亲提出的,我们很快相爱了,并且毫不拖延地结了婚。我的恋爱故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了。先生们,说真的,我出的这个谈谈初恋的题目,是指望你们来回答的,你们不能算老翁,但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了;或许您能给我们讲些什么有趣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我的初恋确实不很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讷讷地说,他这人四十岁光景,黑头发里已经出现了霜鬓。

“啊!”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异口同声地说。“那就更好……请您讲吧。”

“好吧……不过,我并不想讲,因为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我会讲得枯燥乏味、过于简略,或者是冗长烦琐、很不自然。

假如你们允许的话,我把我所记得的全部情况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先都不同意,可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却固执己见。两星期后他们又聚在一起了,于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下面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故事:

当时我已经十六岁了。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我与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们在卡鲁日门附近的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租了一座别墅。我准备考大学,可我不很用功,还是优哉游哉过日子。

谁也不管束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去以后,他一想到自己竟会像颗炸弹似的贸然闯进了俄国,心里总是很难过,整天价脸上露出怨恨的神色躺在床上。父亲对待我很亲切,但并不关心;母亲对我几乎毫不过问,虽然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因为其他要操心的事太多,把她吞没了。我父亲还很年轻,而且风度翩翩、十分英俊,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才跟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痛苦的日子:她经常激动、妒忌、生气——不过那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她很怕他,他严厉、冷淡、难以接近……我没有见过比他更镇定自若、更自信和专横的人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我们是五月九日,即圣·尼古拉节那一天从城里搬来的。

我常常散步——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里,有时在郊外;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例如,卡依达诺夫的历史教科书①,但难得把它打开;而更多的是朗诵诗歌,我背熟了好多首诗;血在我体内翻腾着,我的心发闷——

闷得甜滋滋的,真是滑稽可笑;我总是期待着,又似乎有所畏惧,对一切都惊讶不已,并且作好了准备;我浮想联翩,我的想象力环绕着一些同样的形象驰骋着,就象黎明时雨燕绕着钟楼盘旋一样;我时常陷入沉思,心里发愁,甚至哭了;可是在那有时被悦耳动听的诗句、有时被黄昏的美景激起的我的眼泪和忧伤中,我那开始沸腾的青春的欢乐心情,却像春天的小草那样破土而出了。

我有一匹坐骑。我常常亲自给它套上鞍子,骑着它独个儿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我纵马驰骋,自以为是个比武的骑士(风在我的耳边号叫得多么欢快!),或者翘首仰望天空,把那明媚的阳光和蓝天摄入了打开着的心灵。

我记得,女人的形象、以对女性的爱情的幻想,那时几乎还从来没有以一定的模式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但是一种对新奇的、难以形容的甜蜜的女性特征……似懂非懂的、羞涩的预感却潜藏在我所想过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了。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我呼吸它,让它在我的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翻腾着……它注定很快就会实现的。

我们的别墅是某个贵族地主的一所有圆柱的木房子,两边有低矮的小厢房。左边小厢房是一家制造廉价糊壁纸的小工场,我到那儿去看过不止一次了。十来个瘦弱的、头发蓬乱、穿着油迹斑斑的长褂、面容枯黄的男孩不时地跳到木杠杆上去压一部印刷机的矩形板,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躯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壁纸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右边小厢房空关着,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那一天以后又过了约莫三个星期——这间小厢房的百叶窗忽然全都打开了,窗口出现了女人们的脸蛋——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了。我记得当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问管家,我们的新邻居是何等样人,一听到是个姓扎谢金的公爵夫人,母亲开头不无一些敬意地低声说:“啊!公爵夫人……”接着补了一句:“大概是个穷夫人吧。”

“坐三辆出租马车来的,”管家恭敬地端上菜盘时说,“他们没有自备马车,家具也极简单。”

“是呀,”母亲答道,“不过有个邻居到底好些。”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不作声了。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所租赁的那间小厢房是那么破旧,又小又矮,稍微有些钱的人都不愿意住这样的房子。不过我当时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对我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不久前我读过席勒的作品《强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