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

我们被送到撒马尔罕,那儿有两个帐篷。在一个帐篷里,我们脱掉了身上所有非军人的衣服。有的人比较聪明,他们在半路上已经把夹克衫、绒线衫卖了,最后买了一瓶葡萄酒。在另一个帐篷里,我们领到了过时的士兵服装——1945年的军上衣、人造革靴子、包脚布。如果你把这些人造革靴子拿给习惯于炎热气候的黑人看,他会吓昏的。在非洲不发达的国家里,士兵们脚蹬轻便鞋,身穿绒线衫、裤子,头戴小檐帽。可是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里忍受着煎熬,双脚像泡在沸水里一样。

头一个星期,我们在冰箱厂卸玻璃包装容器,在商业基地搬运整箱的柠檬。有时也派我们到军官家里去干活,我就给一家人砌过砖,盖过两个星期的猪圈,钉了三张石棉水泥板,用另外两张换了酒喝,石棉水泥板的价格是每米一卢布。军人宣誓前,两次被带到打靶场:第一次发了九颗子弹,第二次每人抛了一次手榴弹。

我们在练兵场上排好队,宣读了命令:“派你们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执行国际主义义务。谁不想去,向前迈两步。”

有三个人走了出来,部队首长用膝盖顶一下他们的屁股,让他们站回队去,说:“这次是检查你们的战斗情绪。”

每人发了两天的干粮,还有一条皮带,上路吧!大家上了飞机,默默不语,觉得飞了很长时间。透过舷窗我们看见了崇山峻岭,真美!我们生长在普斯科夫,家乡到处是草原和树林,从来没有见过山。我们在信丹德下了飞机,我记得那天是1980年12月19日……

有几个人打量了我几眼:“一米八,分到侦察连,那里需要这样的人……”

从信丹德去了赫拉特。到了那儿,我们也是搞修建,修建靶场:挖地,运石,打地基。我干木工活,用石棉水泥板盖房顶。

有的人参加第一次战斗之前,还没有放过一枪。

总是饿。厨房里有两个五十升的大锅:一个用来做第一道菜——水煮白菜,汤里捞不出肉来;一个用来做第二道菜——干土豆或者燕麦饭,没有一点油。每四个人发一个青花鱼罐头,商标上的生产日期是1956年,保存期限是一年半。一年半里,我只有一次不想吃东西,那次是因为我负了伤。平时我总一边走路一边想:在什么地方能弄点吃的,能偷点吃的?我们曾爬进阿富汗人的果园,他们开枪射击,还可能踩上地雷。不过我们太想吃苹果、梨或者其他什么水果了。大家写信向父母索要柠檬粉,他们用信封捎来一些。我们用水把柠檬粉化开就喝,酸滋滋的,用它来刺激胃……

第一次战斗前播放了苏联国歌,政治部副主任讲了话。我记得他说:我们比美国人抢先一个小时,国内等我们作为英雄凯旋。

我将怎样杀人,当时自己也想象不出来。参军前,我从事自行车体育活动,我的肌肉锻炼得结结实实,谁都怕我,谁也不敢碰我,我甚至没有遇见过持刀打架流血的事情。现在,我们乘坐的是装甲输送车。在这之前,我们从信丹德到赫拉特乘的是大汽车,还有一次,离开驻防地外出乘的是“吉尔”。我坐在装甲车上,手握武器,袖子挽到胳膊肘……有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感觉,一种权势、力量和个人安全的感觉。村庄马上显得低矮了,灌溉沟渠变小了,树木也变得稀少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完全放了心,觉得好像是个旅游者,开始东张西望,欣赏外国风光。真是奇异,各种树,各种鸟类,各种花草,第一次见到那种带刺的树。我一下子把战争忘在脑后了。

输送车经过水渠,经过泥巴桥,我奇怪的是,这座桥居然能经受得住几吨金属的重量。突然一声爆炸,开路的装甲输送车遭到火箭筒的迎面攻击。有人抬着熟悉的弟兄走了过去,没有头颅了,活像硬纸板的靶子,胳膊耷拉着……我的意识还不能马上接受这种新的可怕的现实……命令:架起迫击炮。我们把迫击炮叫“矢车菊”,它每分钟可发射一百二十颗炮弹,所有炮弹全部射向村庄。村庄里有人向外开枪,每个院落里都射去几颗炮弹。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自己人一块一块地收拢到一起,从装甲板上也往下刮。死者身上没有身份牌,我们把粗帆布铺开当作集体坟墓……没法认出是谁的大腿,谁的头骨……没有发给大家辨认身份的颈牌,怕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上边有姓名,有地址……如今正像歌里唱的:“我们的住址没有楼号,也没有街名,我们的住址是苏维埃联盟……”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实无名的战争……

回营地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吃了饭,擦拭了武器,这时候才有人开了口。

“来一支大麻烟吗?”“爷爷兵”们建议。

“不想抽。”

我不想抽,怕戒不掉。毒品染上瘾,要想戒掉,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后来大家都抽起来了,否则顶不下去。如果像上次战争那样,人民委员会规定每人发一百克酒就好了……不允许啊,有禁酒法令……要解除紧张情绪,必须用什么东西补偿消耗,最好的办法是处于昏迷状态……往汤里、往粥里倒些麻醉品……然后,眼睛瞪得溜圆,像半卢布的银币,夜里能像猫似的看东西,人变得像蝙蝠一般轻盈。

侦察员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近处杀人,不是用自动步枪,而是用芬兰匕首,用刺刀杀人,不能出声,不能让别人听见。我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本领,干得蛮有兴趣。第一个被我杀死的人,我在近处杀死了什么人,我记得……我们靠近了村子,通过夜视望远镜看见一棵树旁边,有个小电筒闪闪发亮,那儿还有一杆枪,有个人在挖什么东西。我把自动步枪交给了战友,自己靠近过去,距离约有一个箭步时,我纵身一跃,把他打翻在地。为了不让他叫出声来,我用他的缠头堵住了他的嘴。我随身没有带刀,嫌沉。我只有一把开罐头用的小刀,这是一把普通的小刀。他已经躺在地上了,我揪住他的胡须,割断了他的喉咙……皮肤绷紧了,割起来比较容易。我见多了流血……

我那时担任侦察组长的职务,一般都是夜间出动,手里握着刀子,坐在树后……他们走了过来,走在前边的是巡逻兵,必须把他干掉。我们轮流动手,这次轮到我。巡逻兵与我并排了,我放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从背后跳上去,主要是用左手勒住他的脑袋,让他扬起脖子,免得叫出声来。右手用刀刺入后背,刺在肝下,要刺透……后来我弄到了战利品,一把日本匕首,长三十一厘米,这种匕首很容易刺入人体。被刺的人蠕动几下,就扑倒在地上,一声也没有喊。渐渐就习惯了,心理上接受并不太难,不像在技术上那么难:准确地刺到脊椎上边的那根骨头,刺进心脏,刺进肝……我们学过空手道,知道要扭住对方的胳膊,把他制伏、捆住,对准至痛点——鼻子、耳朵、眉骨,要击准。要想动刀子,就得知道刺向什么地方……

有一次,我心里迟疑了一下,震动了一下,感到极其难受。那天,我们搜索一个村庄。一般情况下,推开门进屋前,要先投一颗手榴弹,免得遭到机枪的袭击。何必冒险呢,手榴弹更可靠。我把手榴弹投进去以后,便跨过门槛:屋里躺着几个妇女,两个稍大的男孩和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不是放在小车里,而是在一个像是小盒子的东西里……

为了现在不让我发疯,我必须为自己辩白几句。也许死人的灵魂真的在天上俯视着我们。

我回了国,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偶尔也会产生一种愿望,想咬断他人的喉咙。我是双目失明后回的国,子弹从左边的太阳穴打进去,从右边的太阳穴钻了出来,打掉了两只眼睛的视网膜,我只能分辨明与暗。我知道应当咬断谁的喉咙,那些舍不得在我们的小伙子们的墓前立块石头的人,那些不想分给我们住房的人,那些说“我没有派你们到阿富汗去”的人,那些不关心我们的人……我心中曾有过的一切还在沸腾。如果有人要把我的过去夺走呢?不,我不会交出去的。我正是凭借过去在生活。

我学会了不用眼睛走路。我自己能够坐车到市内各地去,自己坐地铁,自己穿街过马路,自己做饭。妻子感到奇怪,我做的饭菜比她做得还好吃。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妻子的长相,但我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她头发的颜色,她鼻子的形状,她嘴唇的形状……我是用手,用身体在看,我的身体有视力……我知道我儿子的样子。他小时候,我把他裹在襁褓里,给他洗过尿布……如今我用双肩驮着他玩……有时我觉得眼睛没有用。每次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或感到舒服时,您不是也会把眼睛闭起来吗?……画家需要眼睛,因为眼睛为他的职业所需要。可是我学会了不用眼睛生活,我能感受到世界……我听见了它……语言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有眼睛的人有更大的作用。

在很多人眼中,我已经是过去的人了,觉得我作为一个小伙子,已经打过仗,如同尤里·加加林,已经完成了太空航行一样。不,我最主要的事业还在后面,我知道这一点。不要把身体看得比自行车更有意义。我过去是自行车手,参加过比赛。身体,如同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架车床,仅此而已。我可以成为幸福的人,自由的人……没有眼睛……我明白了这些……可是有多少人有眼无珠啊。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我想净化身上的一切,清除身上的污秽,当初我们就是被污秽吸进去了。现在,只有做母亲的理解我们,保护我们。您不晓得夜是多么可怕吧?梦中,又一次,这是第几次呀,手持匕首向人扑去……我只有在梦中是个婴儿……婴儿不怕血,因为他不理解什么是血,他以为那是红色的水……儿童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他们对一切都想摸清楚,理解它,什么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可是我,现在甚至在梦中也怕血……

——一位侦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