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东晋桓温,“奸臣”的英雄人生

在现代许多电视剧,特别是言情剧里,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长搞阴谋诡计,大奸大恶,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几口的奸角,往往都会有这样一句通用的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俗话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把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的人对一下号,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个坏人,至少是一个奸人。在正史记录中,作为东晋王朝少有的枭雄人物,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都众口一词地给他一个评价:奸臣、逆贼。然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明末清初最杰出思想家的激赏,这个人无疑也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无论他忠也好,奸也好,说他是“第一流”,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谢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四个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桥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嚎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因为是温先生说的话。为了能够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了一个带“温”字的名字: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魏晋风度。战后,成汉国主李势投降,桓温却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并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感慨。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复。

四川的收复,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大地物产丰富,经济上的意义不用说,军事上的意义同样重大。整个的南中国汉地,基本被东晋连成一片,四川成为了东晋抗击北方政权侵略的坚定大后方。政治上的号召意义更是无可估量。东晋用行动告诉天下,特别是告诉在沦陷区的百姓们,东晋不是一个偏安的政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光复河山的梦想。

收复四川之后,桓温一战成名,俨然成为了东晋朝廷里的第一战神。但是“功高震主”的猜忌,也随即到来了。收复四川,只是桓温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光复北方的山河。比起战前内外局面的顺风顺水,之后东晋的政治形势,越发对桓温不利。这时候的东晋政权,士族当道,虽然此时的士族,还保持着对国家的责任心,但是在收复北方的问题上,东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收复四川之战打响前的各派争论,其实只是表象,关键问题是东晋政权是依靠江南本地名门望族的拥立才得以扎根的,如果东晋成功光复北方国土,势必会迁都回经济人口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那么江南世家大族对于东晋王朝的价值也就不大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江南士族的失势,所以在保卫国土的问题上,江南的士族们可以团结一致,桓温早年镇守徐州的战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赞赏,因为这时候的桓温,是他们的保护者。西征四川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也不是原则问题,毕竟四川的获得,可以增强东晋的防御,也是符合东晋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独北伐不行。北伐意味着破坏整个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许只有趁着军功确立地位的桓温。

所以桓温在收复四川后,虽然数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这时候的桓温已经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晋安帝个人的地位,也同样离不开桓温家族的支持。当时东晋主要的军队,是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的,他们之所以作战勇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乡,如果不摆出一点北伐的姿态,军队的情绪是很难安抚的。所以桓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晋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温要求北伐的主张,但是在人选上,却选择了外戚殷浩。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打赢了,那是殷浩的功劳,正好可以用殷浩来压制桓温,如果打输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队带回来,也能对上下有个交代。这个殷浩,半点能力没有,不但打了败仗,还差点全军覆没。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纷纷强烈要求启用桓温北伐。就这样,原本晋安帝不想用的桓温,成了必须要用了。

公元354年,桓温发动了他人生里第一次北伐,这次他的打击目标,是当时盘踞关中平原的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当时的北方,原本强大的后赵政权已经灭亡,苻坚的前秦,成为中原各政权里最强的一个,这时候正在开疆拓土,意图统一北方。桓温从江陵出发,水陆齐攻,比起征讨四川的疯狂,这次他深知自己的对手很强大,所以采取了持重的办法,分两路进兵,徐徐推进。此外,他还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小道。从战略上说,他这个战术很稳妥,可以说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到了,既有陆路进攻,也有水上包抄,更有奇兵袭击,而北伐的进程,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时的北方汉族百姓,对晋朝政权依然是有感情的,闻听东晋大军到来,百姓纷纷主动迎接,桓温兵不血刃地从河南进入关中,前秦军队望风而逃,一路竟然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不过麻烦也从此开始了,这不是桓温仅带3天干粮就能收复四川的时候了,要想收复广阔的中原,仅仅有士气和群众基础是不够的,更需要稳定的物资补给。这个时候东晋主政的大臣,是擅长“清谈”的王衍,最擅长夸夸其谈,没有一点行政能力,眼看桓温节节胜利,一直反对北伐的他暗中使坏,对桓温所需要的物资百般拖延,结果桓温进入关中后没多久就断粮了。他对面的苻坚,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名将,本来桓温打算一旦没有粮食,就抢割关中平原的麦子,谁知到了才发现,关中平原的麦子早被苻坚撤退前收割光了,桓温没有办法,但还是不甘心,驻扎在灞水休整。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军,二是决死一搏,背水一战,全力攻打长安,就像他当年打下四川一样。但这次把握比上次小得多,前秦的军事实力远远比成汉要强,而且当年的他只是个新人,可以豁出去,如今他已经声名鹊起,不是轻易能豁出去了。如果就此退兵,自然也不甘心,所以桓温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灞水驻军,一面招募当地名士,收买人心,一面等待机会。他这种做法,连当时来访的华阴名士王猛都误会了,王猛的到来让桓温很高兴,他向王猛求教,王猛却嘲笑他说,你驻扎在灞水,不进也不退,谁知道你想干什么?后人常常拿此事指责桓温,说桓温是私心作祟,故意退缩不前,但事实是,桓温的物资供应,在当时已经断了,这样凶险的局面下,只要有一线的生机,谁都不会贸然赌博,毕竟要为几万北伐军负责。最后,面对前秦的坚壁清野,桓温只好无奈地回军。这次北伐总的来说,是劳而无功。

对桓温来说,这次北伐还是为他挣来了荣耀,毕竟东晋军队在战斗中,把敌人打得溃败,可以说大涨了志气,也给了所有一心收复山河的仁人志士以信心。桓温回来后,因为战功,他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在北伐前秦失败两年后,桓温再次青锋出鞘,这次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利用北方战乱的机会,击败羌族政权姚祥的军队,一举收复原来东晋的故都洛阳。这一场胜利,对于东晋政权来说是一针强心剂。东晋国都的沦陷,一直是奇耻大辱,虽然这次是借了敌人内耗的机会偷袭成功,但是东晋的国都毕竟光复了。此战获胜之后,桓温提出一个建议,得罪了整个东晋士族集团。他要求东晋迁都洛阳,这个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就东晋皇帝本身来说,自然不愿意迁都,建康的政局已经稳定,他早就满足于偏安的局面了。北伐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谁知桓温要来真的,这还了得。东晋的世家大族们更不愿意迁移,他们对于东晋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东晋王朝的后盾,如果迁都的话,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众口一词的指责桓温,打了大胜仗的桓温,一下子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士族的罪人。这一次,呕心沥血的桓温沉默了。

后人在说起这段事情的时候,很少有同情桓温的,即使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却还是指责他“邀功贪战”。这主要因为桓温得罪的,不是一个皇帝,也不是哪个奸臣,而是整个在东晋南迁后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后人总在指责桓温利用北伐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观桓温在整个过程中的所为,两次北伐后,他大多把功劳让给了各类士族,并且待人非常谦虚,从来不居功自傲,可以说低调到了极点。特别是第1次北伐的时候,明明是后方的世家大族们耽误事,他却不敢有太多抱怨。第2次北伐,桓温收复洛阳,对着洛阳的废墟,想起当年八王之乱葬送了西晋大好河山,桓温不禁悲从心来,说“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意思是把当时把持政权的王衍等世家大族,比做“千斤大牛”,这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成语,用来形容草包。

这段时期,也是东晋王朝士族阶层的逆淘汰期,当时东晋的士族们,早期虽然与桓温意见相左,但毕竟还有许多一心为国的名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士族阶层日益“草包化”,因为士族的官位是世袭的,上一代士族去世后,下一代锦衣玉食里成长起来的士族,自然少了前辈的进取精神。而且这时候东晋“清谈”流行,士族们崇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很少重视实际学问,整个士族阶层素质的退化,让桓温的北伐梦想越来越难。

在第2次北伐遭到举国反对后,桓温整整沉寂了13年,到了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时候的他已经年近花甲,到了人生的晚期。这次出兵的规模,是桓温历次出征里最大的,一共动用了5万大军,他从安徽当涂出兵,意图攻打盘踞中原的鲜卑族前燕政权。这次行军的路上,桓温路过了金城,这是30年前他担任琅琊内史的地方,早年,他曾经在当地栽种柳树,安抚难民,而今,那时候他种下的小树苗,此时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亲历时光无情的桓温,面对此景潸然泪下,喃喃说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是不会任北伐的梦想随时光蹉跎的,他发动进攻,东晋军渡过淮河,进入中原境内。这时候老天爷也和他作对,本来桓温想用水师运载粮食,用来解决先前几次出现的粮草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此时北方连续数月干旱,运粮船队根本到达不了前线。艰难困苦下,桓温横下一条心,发动了对前燕的猛攻,东晋军队如猛虎下山,一举击溃前燕的边防部队,杀到了山东金乡。前燕的都城邺城,已经在桓温的眼皮底下了,和早期进军关中一样,此时节节胜利却弹尽粮绝的桓温,也同样有两个选择,一是见好就收,班师回朝,这样可以作为一次北伐胜利,巩固他在东晋的地位。如果桓温仅仅为了个人利益的话,深知战场形势的他,会这么做的。他的部下希超也确实劝说他这么做,但是他拒绝了,他已经过了沽名钓誉的年龄,他要的,是收复中原的梦想。这样他就剩下另一个选择,用最快的速度进攻邺城。这时候前燕新败,正是摇摇欲坠的时候,如果决死一搏,很可能会取得胜的,但是就像当年进军关中一样,这次桓温又犹豫了,毕竟这又是一次风险很大的抉择,结果桓温选择了持重。他先是在金乡原地屯兵,观望局势,等待后援粮草到来。就在这个时候,前燕集结了5万大军,由名将慕容垂统帅猛攻过来。慕容垂是出了名的狡猾人物,他不和桓温交锋,反而绕道河南,断掉了桓温的退路,然后在桓温撤退的路上发动进攻,将师老兵疲的桓温打得大败。这是桓温在历次战争中遭到的第一次惨败,比他每一次北伐都惨,前几次毕竟把部队带了回来,这一次却全军覆没,他一生的荣耀、战功,因为这次失败,几乎全赔光了。

第3次北伐的失败,给年近花甲的桓温,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早在第2次北伐的时候,他就有了“千斤大牛”的感慨,这一次,他的心态更不一样了,而且因为这时期东晋士族的“草包化”,原先的好朋友相继离开,他在整个士族阶层里越发孤独,这都改变了他自己的观念。早先,他是一个奋青,后来他成为一个为北伐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但当所有的梦想都成空之后,他自然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迷茫,奋斗一生,到如今却两手空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桓温的转变,史料上普遍的说法,是当时他长期把持大权,因此生出了不臣之心。但是从桓温本人的行为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已入暮年的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两手空空,就像史料里记录的一样,他经常自言自语说“男人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细看这段话的意思:流芳百世,早先一直是桓温的追求,可是3次北伐劳而无功,特别是由于东晋世家大族的阻挠而功亏一篑,最后一场失败,更是断送了他个人往日的战功。这样的局面下,流芳百世自然无从谈起,至于遗臭万年呢,自然是想篡立了。

桓温开始这么做了,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当年在山东金乡,曾经劝说他进兵的亲信希超,桓温先是废掉了当时的东晋皇帝,立了晋简安帝。这时候他虽然威名大减,但手里有当时东晋最强大的军队,做这件事情也就很容易。但是后面的事情就不容易了,此时东晋世家大族当道,这是他夺权的障碍。桓温先是把反对最激烈的殷、虞两族杀掉,然后,他又驻兵在姑苏,用来遥控京城。

就像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样,这一次他又犹豫了,既没有直接废掉东晋皇室,也没有悬崖勒马,究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的观念在作祟,他既想成就大业,同时也顾忌自己的名声,不想背上叛贼的骂名,所以就算改朝换代,也是要取得世家大族支持的。公元372年,桓温拥立的晋简安帝病逝,这又给了桓温篡权的好机会,次年春天,桓温带兵来到京城建康,当时坊间纷纷传言,说桓温要把整个士族全都杀光。其实桓温没有这么残暴,他要的只是世家大族对自己的认可,他可以杀掉殷、虞两个家族,但是对于东晋士族中影响力最大的谢家和王家,还是让其三分,毕竟这两个家族在当时的东晋人脉太广,一旦轻举妄动,很可能招来整个东晋世家大族的打击。所以桓温到了建康后,找到了王家的名士王坦之以及谢家的名士谢安,意图取得两大家族的支持。谢安是个聪明人,比起王坦之面对桓温的军队,吓得脸都白了,谢安却镇定自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得到了桓温的敬重,在桓温登基的问题上,谢安假装支持,却故意拖延,迟迟不为桓温主持登基仪式。因为谢安得到消息,这时候的桓温,已经病入膏肓了。公元373年八月,一代枭雄桓温病故,到死,他都没有完成最后一步篡位,流芳百世没有做到,遗臭万年也没有实现。

虽然历史上对桓温争论很多,但关于他的贡献,不管是批评他的人还是称赞他的人,都是认账的。他当政时期,是东晋军事力量的迅速上升期,他在荆州打造出来的军队,后来和北府军一样,成为了在淝水之战抗击苻坚南下的主力。而他个人的能力、功勋,在当时已经日益腐化的士族阶层中,更属于难得的英雄人物。他卓越的战略眼光,持重的用兵特色,也堪当此时东晋的翘楚。桓温去世之后,他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的职务,和谢安同心协力,东晋政权因此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一切,都对之后那场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淝水之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过最后想遗臭万年的桓温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理想被他的儿子实现了。桓温去世32年后,桓温的儿子桓玄发动叛乱,废除了东晋皇室,建立了“楚政权”,当年篡权不成的桓温,被他的儿子追认为“宣武皇帝”,早已作古的桓温,也就因此过了把皇帝瘾。但是过瘾之后,却是他们整个家族的灾难,桓玄后来败给了东晋晚期的新军阀刘裕,桓温全家被划作贼,遭到屠戮。曾经在江南大地举足轻重的桓家,就这么完蛋了。而桓玄的这场变乱,也为他的对手刘裕做了嫁衣裳。寒门出身的刘裕,没有桓温脑袋里这么多条条框框,最后借着战功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东晋,开始了南北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