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孔子的思想 第三节 仁

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仁。这是他中年以后在推行礼乐的实践中反思的结果,是他研究当时社会的新变化、新思潮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民众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进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本,君是为民而设置的,神也要依赖于民。孔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认识到民的问题实际是人的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重民的问题,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树立爱人类、爱他人的观念,亦即仁的观念。仁爱的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孔子之前人们只是泛泛而谈。孔子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赋予仁以深刻的含义,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观念。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颜渊》)爱人就是不仅仅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尊长等等,还要爱这以外的别人。孔子提倡“安百姓”(《宪问》),主张“泛爱众”(《学而》),赞赏“博施济众”。百姓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许多家族。众就不仅仅是贵族,而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大众。这就是说,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是全人类。在他看来,人不仅是家族、等级的成员,还是人类的一员。人应该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同情与关心。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种人类之爱。

当然,孔子的仁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人类之爱。他主张亲亲,所以仁爱必定是有差等的。最爱的是直系亲属,然后是旁系亲属,然后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的深度从亲到民再到物是在层层递减。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墨家的兼爱,孟子认为墨家讲兼爱即是“无父”,即否认宗法,否认父权,而“无父”也就是“禽兽”(见《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爱施于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经不是很浓了,但毕竟还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个涵意与人的自我修养有关。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所谓克己,即约束自己,复礼即践行周礼。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这就是说,约束自己,视听言动一依周礼便是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为仁”是一种“由己”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为。因此仁就是一种道德自觉。它不是出于对刑法的惩处或舆论的非难等外在力量的恐惧,而是出于人格的觉悟。当人认识到道德使人成为不同于禽兽的人,当人履行了道德便觉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负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仁人。如果说仁的第一层意思(爱人)是把别人当作人的话,仁的第二层意思(克己复礼)就是把自己当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觉。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正是指的这个意思。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礼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这就是宗法等级制的或宗法君主制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组织。而仁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它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为这个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剂、粘合剂,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仁的观念,既然国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须予以关心爱护的人,那么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运用,它应该是怎样的呢?《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冉有的一次谈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见到卫国人民众多,孔子就赞叹道:“庶矣哉!”冉有问,人多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又问,富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实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如国家使用民力要有节制,不违农时,收取租税不可过重等等,从而让人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让老百姓接受道德观念、礼节仪式、军事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成为文明的民众。

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和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也就是将百姓当牲口看待,只用行政命令和惩罚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老百姓虽然免受刑罚,但是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没有羞耻心),一旦失去外部控制,他们便会犯罪。另一种是“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在道德上将老百姓当作与贵族一样的人来看待,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来约束他们,结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能力,可以自觉地达到儒家德与礼的要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统治者实行德政,就会受到民众的爱戴,民众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地拱卫他们。后来孟子接续这个传统,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贪欲,让农民有自己的田产,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为整个制度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着想,而帝王们则不是这样,他们往往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断增加赋税,残酷榨取民脂民膏,而总是导致官逼民反,政权倾覆。但无论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制了他们的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引用孔孟古训同他们斗争的结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矛盾,尽可能地延长了社会稳定和繁荣的时间。另一方面,仁爱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通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传播、施教,对于民众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培养了对上的顺从敬畏心理,当然易于受统治者支配;但同时也培养了尊老爱幼扶危济贫解难等人道主义的美德。

从伦理道德领域来说,礼与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礼代表外在的规范。仁代表内心的自觉。有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人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认了这个准则,不承认它所规定的义务,人人各行其是,必然产生混乱。儒家强调一切依礼而行,即使动机是爱,也不能逾越礼的规定。如父母去世,丧礼规定三日不食水浆,届时可以勉强站起走路,如果爱心特别强烈,哀毁逾制,七日不食水浆,届时病倒,也属非礼行为。《韩非子》有一则故事,鲁国执政季孙氏调动民众开掘长沟,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县令,用自己的禄米做饭给民工吃。孔子听说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对子路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外储说右上》)这件事未必属实,但这话却能反映孔子的思想:爱亦不可逾礼。另一方面,有了内心的道德自觉,才能使礼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具有内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准则与人的人格、生命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得到自觉的遵守。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都是说道德自觉是礼的内在生命,形式的东西如钟鼓玉帛,算不得礼乐,所以不仁的人是谈不上礼乐的。

孔子的礼和仁,既是社会政治概念,又是伦理道德概念,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仁礼结合,才是孔子的理想:建立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行仁爱但仍有差别的社会,形成从良心出发自觉行礼,以义务为准努力行仁的道德生活。仁是礼化的仁,礼是仁化的礼,因此兼爱不是孔子的仁,杀人殉葬、苛政害民也不合孔子的礼。孔子思想的实质或核心既不是单纯的仁,也不是单纯的礼,而是仁与礼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