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他们拒绝沉沦 第八章 潜伏

亲历者

叶钟英——时为中共上海地下电台报务员

方 晓——时为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 路——时为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交通员

何 荦——时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

丁公量——时为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王芸彬——时为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河南新乡工作组组长

彭望缇——时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驻上海情报员

编导手记

我确实难以表达对抗战老战士的真实情感,说感动、振奋,并不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说实话,看着老战士们轻松地、甚至没什么表情地回忆着70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时,我很难身临其境。

这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岁月磨砺之后的细节缺失,以及经历上缺乏共振,所带来的情感阀暂时关闭状态。

情感阀暂时关闭了。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匠人的心态,把故事做到好看。

这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你能安静地坐下来,不嗑瓜子、不上厕所、不聊天,将我的故事看上10分钟的时代。

可是,耄耋老人们超慢的语速、慵懒的身姿,偶尔断篇儿的尴尬,都跟一个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于是,我必须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种手段——音乐、音效、快速剪辑,让老人平静的讲述,忽然变得让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里还有台摄像机,我一定要跟着这些老战士,去拍下他们的战斗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们嘀嘀嘀发报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办假证的躲避警察的心态,还是明天就可能牺牲的心态?他们手里攥着左轮枪在街角等待一个日本军官时,那盏街灯是不是像电影情节般地闪烁着?

我就是想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而,因为我70年前不在现场,所以无从知晓了。

当然,因为70年后我敬业的演绎,让无从知晓的这一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泛起恻隐。很奇怪,不是为这些老战士们感动,而是常常想起他们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期《潜伏》中,因为暗杀“北”大校而受到牵连的黄包车夫,在暗杀发生后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人逮捕,严刑拷打,并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他面前,给他最后一个交代的机会。

遍体鳞伤的黄包车夫当然还是无从回答,于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儿子,并枪毙了他们两口子。

看笔录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阀空前开放,不能平静。

只是,这些细节,在故事里没有放大,因为无关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摄像机,去拍一拍在暗杀发生前,车夫一家三口毫无危险征兆的平静生活,留给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实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乐、音效、剪辑技巧苍白到无耻的素材。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秘密注视着形势发展,伺机而动,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

情报

今天位于上海的黄陂南路710弄,民国期间叫做贝勒路福煦村,这里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与延安和中共华中局保持着通讯联系。报务员叶钟英、张志申,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这里从事着秘密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收发情报都是在晚上,他们将发报机隐藏在楼梯的夹层里,每天深夜3点准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

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做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继续睡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交通员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做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13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敌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经进出扬州、镇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的何荦,也是交通员当中的一员。交通员的工作很辛苦,何荦老人说:“来去大体上是300里,生过疥疮,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来雪白雪白一大堆。脚上不知道起过多少泡,一双袜子跑三次就破掉了,还不能穿破袜子,穿破袜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样才能不让敌人怀疑呢?社会化、群众化,要把这两个表演好,才能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荦携带一包密封文件,从淮南根据地出发前往上海,没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风文献”。为了防止敌伪盘查,何荦的上级潘汉年,用工整的楷书在文件信封上写上“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工总部武君国亲启”,下款则写上“镇江特工站”。

据何荦回忆,那一次,潘汉年是假作写给上海的武君国,他还想在信封下面写上“年”,因为潘汉年过去的化名叫“老年”。何荦老人说:“潘汉年当时对我说,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给武君国算了,反正文件也没什么秘密了。”何荦拿着这包密封文件,想办法避过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大站或码头。何荦老人说:“比如到了江边,我不乘轮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这个东西放在伪军的报纸里,带到上海。”

这样一路避过盘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行动,远远不止一次。

何荦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动脑筋避过敌人的检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级把一卷胶卷放在手电筒里交给何荦,那是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何荦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不仅带着藏有密件的小手电筒,而且自己又买来了两个新电筒,三个电筒放在一起带着。何荦当时想:“万一敌人检查到了,我可以讲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认为我带得太多了,我可以把两个送给他们。”结果,何荦预想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发生了。敌人检查时,对何荦说:“你带这么多也没用。”于是,何荦说:“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这是违禁品,我也不好意思,这两个干脆作为罚款吧。”敌人说:“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荦又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盘查。

潜伏——“你们要进入到妓院这种地方去”

1944年的秋天,从事情报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经在日本宁波宪兵队,拥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并且建立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小组,但“400”成员们的开销捉襟见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请活动经费。

丁公量对周迪道说:“汉奸就是敲竹杠的,但是敲竹杠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向人民群众敲竹杠,要向奸商敲竹杠。”丁公量还告诉周迪道,要广泛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帮助,更没有情报。

周迪道和小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丁公量对他们说:“不要太拘谨,放开手脚,主动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将、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铺’,不能‘睡湿铺’。”

丁公量还告诉手下的同志:“要进窑子,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龌龊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进入到这种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们过去不敢做的事情,这时候也必须大胆去做,既然是汉奸了,就应该既能够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够挖出许多情况。

一天,“400”小组在日伪报社发展的一名线人,匆匆赶来,从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军宣传品,这个重要情报表明:鬼子马上就要下乡扫荡了。

鬼子要扫荡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来,比如说要抢粮。线人也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确切情报,而是需要看“苗头”、看现象。这时鬼子往往会要密探、翻译一起出发。从这些现象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地方要被扫荡,于是,丁公量他们马上就告诉有关的地区。

迅速的情报传递,令日伪扫荡队伍往往颗粒无收,败兴而归。宪兵队思想课长铃木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却没有情报。为了稳住鬼子,丁公量决定,今后要利用打时间差的方法,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报。

丁公量老人说:“所谓时间差,就是我们给日本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布置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早已经变化了,那个情报已经不起作用了,已经成了旧闻了。比如说,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开一个什么大会,这个情报是真的,但是当日寇拿到情报的时候,司令部早已经走了。”

假情报后来被屡次证实,日本人对“400”成员们的不满和怀疑渐渐消散。丁公量把情报送出去,是要让这个情报为敌人所信任,而且能够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具体说,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给铃木的情报,能够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这样铃木就会觉得很满意,反过来他对周迪道的小组也就重视,觉得很亲切。

丁公量领导下的“400”小组,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传递情报无数,解救同志多人,为妓女赎身,枪毙叛徒,引起伪军内斗,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直至抗战胜利。

暗杀

1943年末,日寇华北作战兵团开始在河南新乡、开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积物资,于1944年春在中牟、花园口一线强渡黄河,攻克郑州,沿京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广州,企图打通华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对美作战。

11月,美国开始向日本占领的亚洲地区发动猛攻,节节胜利,并且控制了日本人后方补给的海运和空运。前线日军的作战需要接济不了,华北的日军派遣总司令部制定计划,在1943年的冬天,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开封和新乡聚集大量兵力。

因应形势,1944年春,重庆国民党情报部门也大力部署,加强华北沦陷区的地下抗日组织。军统特务王芸彬,被征调到河南新乡,组建抗日杀奸团。“杀绝汉奸”是军统当时的除奸标语。

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组织。抗团里面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北洋军阀后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爷们,都参加这个组织,因此声势很大。

1944年4月,在伪第六方面军的掩护下,王芸彬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并建立了新乡地下工作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伪第六方面军的参谋处。参谋处处长是门致中,他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学员。门致中给王芸彬安排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谍报参谋。

王芸彬老人说:“这个时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参谋。”在新乡宪兵队,还有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宪兵特务队。门致中也给王芸彬弄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当顾问。

接下来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个人——新乡车站机务段工人刘鹏,这个人的背景有点儿神秘。王芸彬老人说:“刘鹏这个人平平凡凡、朴朴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乐于助人,从不跟人计较得失。我听他的口音,是贵州人。后来,他跟我碰到几次,也主动跟我说话。”但是,当时大家也不深谈,都是客客气气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平日里客气稳重的刘鹏,忽然跑来找王云彬,他告诉王云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战机从北边陆续降落在西郊日军飞机场。情报迅速通过王云彬传到美军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乡上空机声轰鸣。七八架美式重型轰炸机在四架“黑寡妇”夜航战斗机的掩护下,仅10分钟,就把西郊机场日寇飞机及机场设施炸毁。

初次合作,信任在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之间建立起来了。

1944年秋的一天,刘鹏告诉王芸彬,日本指挥部命令新乡车站站长,限令第二天组装13节军用列车,装载物资驶向郑州,这些物资必是日军前线作战急需,刘鹏提议炸毁军列。

王芸彬对刘鹏说:“不要在新乡车站炸,而是要等军列开过新乡车站以后,走到黄河铁桥时再炸,不但把车炸了,而且连黄河铁桥一块儿炸了。”刘鹏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组带上炸药,在新乡车站就登上了车。

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30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3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40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

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日本人见到中国人躲着走

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

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

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他说对我很钦佩。在日本,尤其是贵族家庭,军刀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宝贵,他把这军刀赠送给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队也撤走了。”

同样的日子,带给所有人同样的心情。何荦老人说:“我一看马这么多,手电到处摇,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觉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大消息,一会儿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个晚上没睡觉,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缇老人说:“我们胜利以后,日本人也蛮怪的,看到中国人对面走过来,他们就过到马路另一边走,离我们远远地走,不敢跟我们面对面地走。”彭望缇老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不敢来对视中国人那种胜利者的眼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