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 二、在仕途与良心之间,她经受考验选择了后者

斩草除根,搜捕在继续进行,考验在顺序延伸。母亲被捕入狱,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漂零,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1931年,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找到了“野人”彭国涛。

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这位烈士遗孤,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

那年,她16岁,加入“共青团”,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十几里方圆。

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打草鞋、慰问红军、护理伤兵……踏着父亲的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个月黑风高夜,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见人就杀。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命丧黄泉。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为了报仇,就要有强大的红军。

此后,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级说:苏区能否生存、巩固,就在于红军的多寡。必须不断地扩红,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苏维埃就胜利了。

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只是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红色政权没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撤离了中央苏区,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她又成为当局追捕重点,似一条孤魂,在大山间飘泊,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时光在游荡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会想到死,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考验”,既然是考验,那就要活着,即使是为了考验。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岁嫁人,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在亲属的撮合下,四处流浪的她,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姓黄,名叫黄国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

本想寻一棵小树庇荫,没料到,却是找到“蒺藜丛下躲雨”。

夫家原本家徒四壁,被她一“高攀”,虽无治罪,却受株连,立即销差,扒掉军服,取消俸禄,沦为苦力。

这对苦难夫妻,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一个帮人挑水,一个帮人洗衣。这是最辛苦、廉价的劳动,一担水才卖一分钱,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即是如此,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除了挑水,黄国文砍柴卖、帮人挑担、打猪印,彭国涛则帮人裁剪衣服、做扣子、帮人站柜台。

望眼欲穿。1949年7月,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她重新参加工作,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她积极支前,担任了负责检查、处理女俘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50年,她调任梅江区(城关镇)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她没日没夜,忘我工作,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风风火火地奔走。

1951年,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还特别发出邀请,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做客,叙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数十年后,朱德的女儿朱敏,重访老区宁都,还特意找到她长聊。

女人的荣耀,可能是男人的“灾难”。黄国文,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的角色。国民党大兵的历史,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1年早春,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马群嘶叫,直奔米市巷彭国涛家。

“砰砰砰——”门被敲得很响。黄国文从门缝瞧见,大洋马后面,威风凛凛,有3个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人。他被吓坏了,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想溜,腿脚抖得像筛糠,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

来者,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衣锦还乡。当年,是彭国涛爬山涉水,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扩了他的红。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拖着两条大鼻涕,两脚泥水,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饮水思源,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来寻源谢恩。破屋里,看到还很没有“进步”的恩人彭国涛,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

临别,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一个红军干部、烈士子弟,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会冲淡颜色哩!”县里也有意,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可是,她还不是党员,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

蕴意婉转而明确,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结婚之日起,木讷的老公就在思想、经济、生活上,日愈处于从属地位,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解放后,他成为一名菜农,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迟钝的丈夫,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多次提出:会妨碍她的前途,就……

在仕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她踌躇许久,最终战胜诱惑选择了后者。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善良者,出于一种善良的本能,她不能伤害无辜,伤害相依为命十几年的老实人。

在当时,这被认为是政治思想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没有经受住考验。

她的入党延期了。既不是党员,那也不适于长期待在区委。

1958年大跃进,城关镇让她到街道去筹建缝纫社。

初时,缝纫社十几个家庭妇女,三四台缝纫机。经一年努力,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有六个门市部,近百名职工,职工月薪从十几元提高到30多元。

哪里艰苦到哪里去,1959年,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又派她去负责。那是一桩更艰难的工作,而她的工资则相反,不但不升,反而降为月收入20多元。她很为难、犹豫不决,那时,她坚持不懈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说:

去吧,要经受得住考验。

她去了那片荒地,经受组织的考验,更是经受人生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