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

爱情有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1)

放弃文治,本来是为了杨弘念,可是我却抗拒他,好象在埋怨他使我无法选择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惭愧,余下的日子,我努力对他好一点。

九一年三月,他生日那天,我耗尽所有的钱,买了一辆日本房车给他。早上,我请人把车泊在他门外,然后我装着没带门匙,按门铃引他出来。

“生日快乐!那是你的。”我指指那辆车。

“你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高兴。

“想你开心一下,喜欢吗?”我把车匙放在他手上。

“喜欢。”他淡淡的说。

“你不过去试试看?我们现在去兜风。”

“这个时候很塞车的,改天吧。”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份礼物?”

“不,我很喜欢。”他摸着我的脸说,“我明天要去洛杉矶。”

“不是下星期才去吗?”

“我想早一点去。”

“我明天去送你机好吗?”我用双手去揉他的头发、脸、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他教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可是,我对他的感觉愈来愈微弱。

第二天中午,我送他到机场,他比平时多带了一箱行李。

“你这次为什么带那么多行李?”在机场巴士上,我问他。

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我。

我早已习惯他这样闹情绪。

到了机场禁区,正要入闸时,他忽然跟我说:

“那房子我已经退租了。这次去洛杉矶,我会逗留一段日子。”

“什么意思?”我愕然。

“那个报告新闻的,来找过你吧?”

我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平安夜那天我看着他走进你的房子,又从里面出来。我认得他,我不是说过我是他的影迷吗?”

“是的,他来过,那又怎样?他已经走了。”

“你时常穿著的那双羊毛袜,就是他送的,对不对?”

我没回答他。

“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说。

“你想说些什么?”

“自从他来过之后,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会回香港的。”

“你的心却不在这里。买那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是因为内疚吧?”

我无言以对。

“你以为我需要你施舍吗?”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内疚。”

他把车匙塞在我手上,说:“我曾经给你机会。那辆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自己留着吧。”

“我不会开车。”我倔强地说。

“我也不会开车。”

我愕住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会开车?这么多年了,你连我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选一份你所能负担的、最昂贵的礼物来蒙骗你自己你很爱我。你骗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师父吗?”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处是不会说谎。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是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眼神。”

我难过地垂下眼睑。

“再见。”他撇下我,头也不回,走进禁区。

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师父,他总能够看穿我。

离开机场,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辆车,我卖了给卡拉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从纽约回到香港。

良湄说好来接我机。从机场禁区走出来,两旁挤满了来接机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文治。

他上前,腼腆地说:“你好吗?”

“我们又见面了。”我唏嘘地说。

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说她不能来。”

“我说好了暂时住在她家里。”

“我带你去——”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湾仔一幢大厦外面。

“她搬家了吗?”我奇怪。

文治笑着不说话,带我到十二楼一个单位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约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里装满了七彩的玻璃珠。

“你走了之后,我每天都买一些玻璃珠回来,到外地工作时,又买一些,就买了这许多。”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

我捡起一颗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晶莹的玻璃珠里有一株锯齿状的小草。

“这是什么草?”我问文治。

“这是我在英国买回来的,里面藏着的是蓍草。”

“蓍草?”

“九月的欧洲,遍地野花,暮色苍茫中,人们爱在回家的路上俯身采摘几朵蓍草开出的白色小花,带回去藏在枕头底下。英国一首民谣说:

再见,漂亮的蓍草,

向你道三次再见,

但愿明天天亮前,

会跟我的恋人相见。

“有一个传说,对蓍草说三次再见,就能够重遇自己喜欢的人。”他微笑说,“我试过了,是真的灵验。”

“你来看看。”他带我到其中一个房间,我放在良湄家里的缝纫机和其它的东西,都在那里。

“这间房子是谁的?”我禁不住问他。

“是去年买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哽咽着问他。

“我并不知道你会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你说分针倒转来行走,你才会回来。”

我拿出口袋里的浮尘子钟,用手调校,使分针倒转来行走。

“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问他。

“不。”他紧紧地抱着我,再一次,我贴着他的肩膊,重温那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肩膊,好象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见,我就能够跟恋人相见。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他问我,“不要再四处飘泊。”

“你不是说希望我设计的衣服在十二个国家也能买得到吗?”

“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用手去揉他的脸、头发、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

“你干什么?”他笑着问我。

杨弘念说,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我能够感觉到我爱的是这个人,我双手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脸。

他捉着我的手,问我:“你没事吧?”

“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我说,“你的眼袋比以前厉害了。”

他苦笑。

“嫁给我好吗?”他抱着我说。

我摇头。

“为什么?”他失望地问我。

“这一切都不太真实,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相信。”

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一个是火,燃烧生命,一个是水,滋养生命。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

回来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见面。她改变了很多。一个人,首先改变的,往往是眼睛。她那双眼,从前很明澈,无忧无虑,今天,却多了一份悲伤。

“因为我有一个拒绝长大的男朋友。”她说。

“你跟那个律师怎么样?”

“分手了。”她黯然说。

“为什么?”

“他根本不爱我。”

“你爱他吗?”

她苦笑摇头:“情欲有尽时,大家不再需要对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爱,没有尽头。”

“你还是爱熊弼的。”

她摇头:“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也许每个女人身边都无可奈何地放着一个熊弼。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你不是没想过嫁给他,偏偏他又好象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比他好的,彷佛这样才像活过一场。时日渐远,回头再看,竟然还是只有他——”

“我不是说过他是我用惯了的枕头吗?用他来垫着我,总是好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连一点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吗?”

“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世界。别提他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开设自己的时装店。不过手上的资金不是太多,也许只能在商场找一个两、三百呎的铺位,卖自己的设计。”

“我有一个客户在尖沙咀拥有几个商场,我替你找铺位吧,而且我可以请他把租金算得便宜一点。”

“真的?谢谢你。”

“客源你也不用担心,律师会里有很多女律师都是我的朋友,妇女会里也有不少阔太,她们经常去舞会,很需要找人设计晚装。”

“你的关系网真厉害!”

“没办法啦,好歹也要应酬那些女人,她们的丈夫都是我的客户和上司。这些人花得起钱,但是都很挑剔,我看你选的铺位,地点也不能太差。”

“嗯。”

“我还有一些公关界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可以找他们帮忙宣传一下,在香港,宣传很重要的。”

“你好象我的经理人。”我笑说。

“好呀!你跟随的都是名师,我一点也不担心你没生意。”

“看来我应该找你当合伙人。”

“我只要一辈子免费穿你的设计。”她笑说。

良湄在尖沙咀一个邻近酒店的商场替我找到一个铺位。我请了一个女孩子当售货员。除了替人设计晚装,店里就卖我的设计。

文治有空的时候,就替我拿布料、送货,替我管帐。为了方便搬运布疋,他把机车卖掉,换了一辆小房车。

从纽约回来之后的那四年,是我们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是个没条理的人,家里的东西乱放,他却是个井井有条的人,虽然时常会因此吵架,却使我更深信,他是和我厮守的人,只有他,可以照顾我。

时装店的生意很好,九五年初,我们迁到商场里一个比原本那个铺位大五倍的铺位,也请了几个新的职员,还有专业的会计师,文治不用再花时间帮我。

因为替一些名流太太设计晚装,她们时常向传媒提及我,我有了一点点知名度,但是我也从此放弃了替人订做晚装,我实在不喜欢那种生涯,我希望我的设计能穿在更多人的身上。店里开始售卖成衣。

文治的处境有些不同。方维志离开电视台自组公关公司,他邀请文治合伙,但文治还是喜欢当新闻编辑,他拒绝了。

九月中,一份财力庞大的新报纸开始筹备,邀请他过去当总编辑,薪水是他目前的两倍。电视台挽留他,只是加薪百分之五十,文治还是留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走?这是好机会,是你两倍的月薪。”我说。

“单单为钱而做一个决定,我会看不起自己。”他说。

“即使不为钱,也应该出去闯闯,你在电视台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劝他。

“就是因为那么多年,所以有感情。”他坚持。

我不再劝他,我知道他不会改变,他是个重情义的人,有时候,我会埋怨他太重情义,可是,这种男人,却是最可靠的。

结果,他的一个同学当上了那份报纸的总编辑,那份报纸推出之后,空前成功。

当日挽留文治在电视台的那位主管却因为权力斗争,黯然引退。新来的主管,跟文治不太合得来,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亲信。

在他不如意的日子,我却要到日本办我的第一场时装表演。这次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我成为香港其中一位代表的时装设计师,而且可以在日本推广我的设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那天早上,文治开车送我到机场,他一直没怎么说话。

“到了日本,我打电话回来给你。”

“你专心工作吧,不要分心,这次演出很重要的,是你第一次在香港以外举办时装表演。”

我轻抚他的脸。

“什么事?”他问我。

“如果工作得不开心,不如辞职吧。”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离开,也有很多理由留下。我一走了,我那组的记者,日子更难过,有我在的话,我会力争到底。”

“我打电话给你。”登机前,我匆匆跟他吻别。

在东京,我的设计获得很好的评价,还接到一批订单,回到酒店,我立刻打电话给文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恭喜你。”他说。

他说话很慢,好象喝了酒。

“你没事吧?”我问他。

“没事。”

“我很担心你——”

他失笑:“傻瓜,一直以来,也是我担心你——”

“那你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我很快就回来。”我像哄小孩一样哄他。

“蜻蜓,嫁给我好吗?我害怕你会离开我。”他情深地说。

“我为什么会离开你?”

他沉默无话。

“我不会的,除非你要我走——”

这个我深深地爱着的男人,从来不曾像这一晚,脆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真的开始担心他。

从日本回来,他没有再向我求婚。如果我当时嫁了给他,过着我曾经幻想过的、幸福的日子,也许,我们从此就不会分开。

那天,方维志的公关公司乔迁之喜,我和文治一同出席酒会。

方维志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正需要一间公关公司替我推广和担任我的顾问,顺理成章,我也成了他们的客户。

“你看!”方维志拿了一本我做封面的本地女性杂志给我看,“今天刚出版,照片拍得很不错。”

“对呀,”高以雅说,“他们说你是本地最漂亮的时装设计师。”

“你女朋友现在是名人了!”方维志取笑文治,“以后要看牢她,别让其它人把她抢走。”

文治看着我,笑了一笑。

如果我真的成功,他的功劳怎能埋没?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他的鼓励,我什么也不能做。

这一天,我也见到熊弼。他不太习惯这种场面,良湄四处招呼朋友,他却站在一角自顾自的吃东西。

“怎么啦?科学家。”我调侃他。

“恭喜你,良湄说你的发展很好。”他谦虚地说。

“全靠她帮了我一大把,她的发展也很好呀。”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说这话时,表情是悲伤的。

“你和良湄一起都有十年吧?”

“她常说我这十年没有长大过。”

“那不是很好吗?至少没有老。我们天天在外头挣扎,老得很快的,真的不想长大。”

“长大是很痛苦的。”他幽幽地说。

“你们在说些什么?”良湄走过来问我们。

熊弼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身子靠着他。是的,他是她的枕头,不是羽毛做的,不是棉花制的,而是茶叶制的枕头。这种枕头永远不会衰老,不需更换,用久了,失去了茶叶的香味,只要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又重新嗅到茶叶香。良湄这天之前才告诉我,一个任职广告界的男人正热烈地追求她。

“你不是说要回去开会吗?”良湄问他。

他看看手表:“是的,我走了。”

“再见。”他微笑着,轻轻跟我挥手,像个小孩子那样。

“你的茶叶枕头走了。”我取笑良湄。

文治不是我的茶叶枕头,他是我睡一辈子的床。

这一刻,文治一个人站在一角,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如果文治当天和我哥哥一起离开电视台,说不定比现在好呢。”良湄说。

“他现在也很好,他喜欢这份工作。”我立刻维护他。

“现在报告新闻那个男人长得很帅呀!”高以雅跟文治说。

“是的,听说艺员部也找他去试镜。”文治说。

“我还是喜欢看文治报告新闻,帅有什么用?”方维志搭着文治的肩头说,“最紧要是可信。”

我微笑望着文治,他在微笑中,显得很失落。

一起回家的路上,我问他:

“你是不是后悔自己做过的一些决定?”

“你说的是哪些决定?对于你,我没有后悔。”

“我是说工作上的。”

“没有。”

他说过,男人总是放不下尊严,碍于尊严,他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也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某些决定,但是,他忘了,我总能够看出他的失落。他在电视台工作得不如意,新人涌现,他失去独当一面的优势,他愈不离开一个地方,愈再难离开一个地方。如同你愈不离开一个人,也愈难离开他。

“你永远是最出色的——”我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

回到家里,我忙着收拾,三百多呎的房子已经愈来愈不够用了。

“我们换一间大一点的屋好吗?”

“为什么?”

“我们的东西愈来愈多了。”

“我手上的钱不是太足够。”

“我有嘛!”

“不可以用你的钱。”

“为什么不可以?”

“总之不可以。”

“是谁的钱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争辩。

“不要再说了。”他坚持。

几天之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我刚刚去看房子,在湾仔半山,环境很不错,我已决定要一间,我楼上还有一个单位,你有没有兴趣?”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了?”

“自己住嘛,又可以用来投资,面积不是太大,约九百呎吧。你也该买些物业保值,钱放在银行里会贬值的,你不是说现在不够地方用吗?”

“我跟文治商量过了,他不赞成。”

“那房子真的很漂亮,是我一个客户的,装修得很雅致,你一定喜欢的,如果你也买一间,我们就是邻居,你去说服徐文治吧。”

“他不会答应的。”

“那你就别告诉他,怎么样?现在楼价每天都在升呢,你要快点决定。”

“现在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瞒着文治去看房子,谁知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

“你先买了再告诉他吧。”良湄说。

两个月后就可以搬过去,我一直盘算着怎样告诉文治。我愈拖延,我愈不知道该怎样说。终于,在我要出发到巴黎开一个小型的个人时装展前夕,我跟他说了。

那天晚上,他特地跟同事调了班陪我在外面吃晚饭。我们去吃印度菜。

女侍应又送来了一盘幸福饼。

我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人能够飞向未来吗?”我问文治。

“只要发明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人类理论上是可以飞向未来的。”

“根本不可能有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

“但是人,一定不能够回到过去,时钟不会倒转来行走,除了你那一个。”他笑说。

“你抽一块嘛。”我说。

他拿了一块,里面的签语是:

年少时,满怀梦想与憧憬,为何你忘了?

“这句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也许要将来才知道。”他苦笑。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但你不要生气。”

“什么事?”他笑着问我。

“你要先答应不能生气。”

“好吧。”

“我买了房子。”我战战兢兢地说。

他的脸色立刻沉下来。

“是良湄叫我买的,她买了同一幢大厦另一个单位,房子在湾仔半山,九百多呎,有三个房间,很漂亮。”

“你什么时候买的?”

“一个多月前——”

“你现在才告诉我?”他生气地说。

“你答应不会生气的。”

“你是不是要自己搬出去?”

“当然是和你一起搬——”

“我不会搬过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分你我?”

“我知道你现在赚钱比我多,但我不会花你的钱。”

“你为什么这样固执?”我开始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今天刚从人事部拿了一份职员买房子的低息贷款计划书,看看可不可以向公司借钱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已经自己买了。”

我看着那份文件,心里很内疚。

“你拿了电视台的低息贷款,几年内也不能离职,会给人家看扁你的,你宁愿这样也不肯用我的钱吗?”我企图说服他。

“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了,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他站起来,哀哀地说。

“谁说的?”我哽咽。

“是现实告诉我的。”

他撇下我在餐厅里,我追出去。

“你不守诺言,你答应过不会生气的。”

“我们分手吧。”他冷漠地说。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会有很辉煌的成就,我只会阻碍你发展——”

“不会的。你不是也替我高兴的吗?”

“是的,看到你发展得那么好,我很替你高兴,你是我爱的人,你有成就,我也觉得光荣,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有一点贡献。”

“你是我所有创作的动力,你为什么不了解我?我一直以你为荣。”

“我们再在一起的话,我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我走了,你以后不必理会我的喜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真的这样想吗?”

他凄然点头。

“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谈一谈吗?”

“对不起,我做不到。”

他撇下我在街上。

我一个人回到那无人的房子。

我当天为谁回来?

我为了谁而要成名?

但是我竟然失去了他。

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灿烂,配得起他,我要胜过他以前的女人。他却不能理解我为他所做的。

天亮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下午就要离开,他竟然那么残忍不回来见我。

我拿着行李到机场,希望他在最后一刻跑来,可是,我见不到他。

我从巴黎打电话回来,家里没人接电话。曾经,我不也是一个人在巴黎吗?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惦念着他,他打长途电话来安慰受到挫败的我,温柔的关怀,耳边的叮咛,仍然在心中,那些日子为什么不再回来?

(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